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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嫂

时间:2021-01-14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在平原,有一些植物是飞来的,非人工种植的。

那是一种毫无来由的、纯天意的生存方式。来也无踪,去也无影儿,但它仍然是一岁一枯荣。

比如,翎子花。此花长菱形状,先绿后红,会变色。据说,翎子花不知是何方神圣(或是雁儿?或是燕儿?)在何处吃了些什么,经过那小小肚肠消化后,變成了鸟儿在天空飞过时拉下的屎,那鸟屎不知会落在哪里。可它一旦落在平原的大地上,就会化腐朽为神奇,长出一株株奇异的植物来,昂扬地活。

比如:地龙花,当地人俗称“抓地龙”。此物随地蔓爬,有的竟能爬出一丈多远,拖很长的秧子。那秧棵是很不起眼的灰绿,每爬一节都随地扎根,每一节都有扒地的根系,若是剪去一节,余节仍在生长。此花星碎,蔓开蔓长,杂开着白色、紫色、粉红色、米黄色小花,春天里满地生辉,灿若星辰。可至今仍没人知道此花的出处。冬日就不见了,来年再生。

比如,仙人花,也叫“仙人指路”,又叫卦人花。此花朵小,有红有白,水粉样。花上伸一长茎,茎上开黄花后结籽。此花有别于平原上的花,少,极艳,秋死春生。传说此花是“踏生”,是早年那些个牵骆驼的人,从千里之外,一步步走进平原,那花种是从鞋底或骆驼蹄缝儿里沾带过来的……自然也无出处。

比如,野生的喇叭花,城里人叫牵牛花,非人工养殖。没有人知道野生喇叭花的出处,植物学上说它产于南美洲。可它怎么就来到了平原?是风送它来的么?没人知道。可它在平原的乡野,也是一岁一枯荣。正因为野生野长,来去无踪,且无处攀缘,朵要小一些,淡一些,怯生一些。也正因为它的艳丽,后来才被一些人采回家去,培育成了名花的。可野生的喇叭花仍然无种无植,遍地开放。

无来由、非人工的,还有一种,叫作“小虫儿窝蛋”。

在无梁,“小虫儿窝蛋”又被称为“夜里会说话”的花。至于为什么说它夜里会说话,这是老辈人说的,我不懂。

“小虫儿窝蛋”是生长在平原上的一种野花。据说,“小虫儿窝蛋”白日里是不长的。你就是盯着它看,不眨眼地盯着看,它也不长。它只在夜里长,夜里趴下细听,似有滋声。这种花虽说是丛生,却也蔓长,草丛里朝天伸出一细细的长茎,茎上擎着一个盘样的花苞,花苞里托着几个蛋样儿小果,春来果是绿的,熟了的时候紫黑。这种草花看上去小身小样的,却有一种惊天动地的弹射功能,每当冬天到来的时候,寒风一冽,那花苞陡然间就炸开了……送出去的是它们的种子。种子落在地里,能不能活下来,往下就看它们的造化了。

在平原的乡村,“小虫儿窝蛋”一般都生长在沟渠边沿的杂草丛里,数量并不多,不经意你看不见它。它的果我尝过,涩涩的,浆是苦的,有一丝甜意。

我之所以给你说“小虫儿窝蛋”,还因为它与一个女人有关。

你知道,在我最倒霉、最难受的日子里,还让我能笑出来的人是谁么?我让你猜一千次也猜不到。是的,就是这个绰号为“小虫儿窝蛋”的女人。

在无梁,她被简称为“虫嫂”。

在我少年时期的记忆里,虫嫂是很袖珍的。

虫嫂是老拐的女人。很难说她的个子了,也就一米三四的样子或是更低。她结婚的那天,老拐牵着她走出来的时候,就像一个大人牵着一个孩子。老拐个子高,却身有残疾,一只腿瘸着,走的是“蚰蜒路”。所以,每当两人走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一赶一赶的麦浪,给村人带来了很多快乐。

记得,当众人起哄,逼着两人喝“交杯酒”的时候,老拐的腰弯成一弓形,虫嫂踮着脚尖,高扬着下巴,显得极不对称,就像是一只老狼抱着一只小羊。全村人都笑了,笑得很开心。所以,虫嫂自嫁到无梁的那一天,就是作为笑料存在的。拿现在的说法,她几乎就是全村人的“开心果”。

那天夜里,一村人都在听老拐的房……

老拐说:天不早了,灭灯吧?

虫嫂说:先说说,塌了多大窟窿?

老拐说:不多……那个,灭灯吧?

虫嫂说:说说,我心里有个数儿。

老拐说:三百多。

虫嫂说:恁多?咋花的?

老拐说:还有看腿的,四十七块六。

虫嫂说:你一不全活,我一小人国,咋还?

老拐说:慢慢还。都喂饱牲口了……先那个,灭灯。

虫嫂说:不急。家里还有多少粮食?

老拐说:还有二十多斤红薯干……

虫嫂说:就吃这?

老拐说:窖里还有些红薯。

虫嫂问:见面时,你身上穿那衣裳?

老拐说:借的。

虫嫂说:自行车?

老拐说:借的。

虫嫂说:缝纫机?

老拐说:豌豆家的,明天一早还。

虫嫂说:还有啥不是借的?

老拐说:人。日他姐,你还睡不睡了?嗯?

虫嫂说:……嗯。

老拐说:嗯嗯……

虫嫂说:挪挪。

老拐说:掐我干啥?

虫嫂说:……挪挪你那坏腿。

老拐说:我还有好腿呢!

虫嫂说:你到底几条腿?

老拐说:要、灭了灯……三条。

于是,光棍汉们站在老拐家的后窗外,笑着大声喊:灭灯!灭灯!

……灯果然就灭了。

在无梁,在男女之间,关乎“性事”,语言极为丰富,暗语很多,每一家的床头上都有些创造。比如:“吃蜜蜜”“吃荞麦面窝窝”“睡了再睡”“倒上桥”,以及“啊、嗯、哎、晦”之类……“灭灯”是老拐的创造。

第二天一早,当太阳挂在树梢上的时候,远远望去,人们看见村口滚动着一个巨大的“刺猬”。那“刺猬”背对着朝阳,看上去毛炸炸的,还一歪一歪地滚动着。一直到近了的时候,人们才惊讶地发现,这是老拐家的新媳妇,背着一个大草捆。很能干哪!

老拐的新媳妇已把身上的新嫁衣脱下来了。她本来个儿小,身上穿着老拐的旧衣裳,背着这捆草,就像是一个滚动着的刺猬。而后,当她去牲口院交草的时候,大队会计五斗给她看的磅,称出来竟有七十二斤!五斗“呀”了一声,会有这么多?低头一看,这才发现,就这新媳妇,虫嫂,咬着牙,一只脚悄悄地踩着磅秤呢!于是,会计说,哎,脚,你那腳,挪挪。她擦了把汗,笑着,不好意思地把脚挪开了。再称,五十二斤半。那时候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才挣十分。队里规定割六斤草算一分。扣了水汽,她一个人早上就挣了八分半。

称了草后,大队会计见她上草筐就走,神色似有些慌张,遂起了疑心,就悄悄地跟着她……到了她家的院子,就看见她在灶火前扒开筐底,衣裳的下面,竟然在割草时还偷掰了村里五穗嫩玉米!

大队会计即刻把这事告诉了老姑父。那时候村街里有个吃饭场,男人们都在饭场里蹲着吃饭。老姑父听了,碗往地上一放,说:走。带着民兵就往老拐家去了。可他走着走着,迎面看见墙上贴的大红“囍”字,却又站住了。老姑父摇摇头,笑着说:算了。没过三天,还算是新媳妇呢。改天还要回门……算了吧,下不为例。

民兵们见老姑父这样说,忍不住都笑了,也就作罢。但新媳妇偷玉米的事,全村人都知道了。有人说:这女人,真不主贵。

在平原,新媳妇结婚三天回娘家,这是风俗。老拐送女人回娘家那天,说来还算是体面。老拐仍穿着借来的蓝制服,头戴蓝帽子,手里推着借来的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两匣点心;新媳妇上身穿一红灯芯绒布衫,下身是毛蓝裤子。这女子个小屁股大,那裤子像个兜子,走起来像是兜着两坨肉包子似的。两人一前一后,仍是一浪一浪赶着走。

两人一进饭场,立时就引起了哄堂大笑!人们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喷了一嘴饭……两人怔住了,你看我,我看你,又去看各自的身上,看来看去也不知人们笑什么。虫嫂竟不怯,对着饭场的男人说:笑啥呢?没见过串亲戚?而后又低声对老拐说:走,赶紧走。老拐走不快,说:不慌,不慌。

众人又笑。

虫嫂的娘家是大辛庄的,离无梁只有六里地。不久,就有闲话从大辛庄那边传过来,说那天老拐车把上挂的点心是假的。那两封点心,匣子是空的,还有那封贴,都是在代销点花了五分钱买的,每个匣子里装了两穗煮熟了的嫩玉米。这一切都是为了撑面子,为了体面。传话的人说,虫嫂的娘当即哭了。她偷偷对她娘家一嫂子说:那老拐都穷成这样,真是把闺女害了。咋嫁个这人?

闲话传回村里时,村里人不怨老拐,只说这女人假气。都说:呸,那玉米还是偷的呢。她就是个“虫儿”。在无梁,“虫儿”就是小的意思,也是低贱的意思。通常是对一些看不起的人的蔑称。

就为这件事,刚嫁过来不久,虫嫂就落下了很不好的名声。从此,人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小虫窝蛋。简称:虫嫂。

在无梁,虫嫂就像是一个童话。

最初,人们戏称她为虫嫂。也不仅仅是蔑视,这里边还有宽容和同情。每每她挑着一副水桶走出来,人们不由得就笑。她人小一号,水桶也是小一号的,从娘家带来的。她挑水就像是走划船步,踮着脚,磕磕碰碰,试试摸摸的。在井上打水时,她不让人搭手,说:会。我会。就是辘轳把儿太长了。人们又笑。

在村里,虫嫂割草、割麦都是一把好手,工分也是不少挣的。可她不会编席。她是无梁村唯一不会编席的女人。她身量小,指头太短,编不了丈席,也试着编了几次,每次都欠尺寸,不合格。收席点的老魏说:她的尺子小一号。那时候,粮食是队里分的,而油盐钱全靠编席来挣(编一张大席可挣一毛五分钱)。虫嫂不会编席,就从娘家逮了一窝小鸡,靠着“鸡屁股银行”,总算能换个油盐钱。老拐腿瘸着,干不了重活儿。再加上两人结婚时,老拐塌了一屁股的债,那日子就更加艰难些。

日子虽然难过,可也过了。她会爬树,身量小,却灵活,猴子一样。春天里青黄不接的时候,就捋些槐花、榆钱,掺和着吃。她还会做“鲤鱼穿沙”,就是玉米糁加榆叶儿煮着吃,我吃过一次,也挺香。这年夏天,队里菜地先是少了一垄茄子,而后又少了一垄辣椒。于是人人都怀疑是虫嫂偷了,却没有证据。治保主任曾建议说:搜,挨家挨户搜。却被老姑父否决了。老姑父说:几个茄子,算了。

再说,没有多久,虫嫂就怀孕了。挺着个大肚子,也编不成席了。所以,她每每走出来时,身上总挎着一个草筐子。她身子重,走路一挪一挪,走走歇歇,很艰难的样子(很久之后,人们才知道,那草筐是双底的。她身上还缝了很多兜,浑身上下到处都是口袋)。

虫嫂生下第一个孩子后,头上勒一方巾,三天就下地了。人们说,虫嫂,可不敢哪,迎了风,就出大事了。她说,没事。我皮实。

等到了这一年的秋天,谷子、芝麻、豆下来了。打场时,虫嫂每天抱着吃奶的孩子到场里去晃一晃。接连几天,就被人盯上了。于是干部们在场边上拦住了她,在她的袖筒里、孩子的肚兜里,还有鞋窠臼里各倒出了半斤芝麻和黄豆!罪证终于查到了,就罚她在场里的石磙上站着,问她为啥偷芝麻?

她说:孩子馋了。

人们问她:你呢?你不馋?

她说:也馋。

人们说:馋了就偷?

她竟说:叔叔大爷们,饶了我吧。

一个结过婚的女人,竟一声声地喊人“叔叔大爷”,喊得人一怔,心也就软了……人已一贱到底了,“叔叔大爷们”听她这么求告,又看她如此小的身量还抱着个孩子,也就放过她了。说:以后可不能这样了……就此,“小偷”的名声已坐实了。

奇怪的是,就虫嫂这样的小小身量,却一拉溜生了三个孩:两男一女。据说,每次生孩子,她睁开眼的第一句话就问:全活么?接生婆怔了,说:啥?她说:查查胳膊腿啥的。接生婆告诉她:全活。她这才松一口气。她个小,生怕生下的孩子“不全活”。也许是因为她个子低的缘故,她对“大”有无限的向往。她的三个孩子统称为:国。大国,二国,三国(老三是女孩,也叫花,国花)。她生了一群“国”。她说是“国家”的“国”。全是嗷嗷待哺的货色。由于头生儿回了奶,她的三个孩子都是靠她嘴对嘴喂活的,她先把蒸好的红薯嚼一嚼,而后用嘴,或是手指头抿在孩子的嘴里。当三个孩子牙牙学语、满地滚的时候,她已经是村里有名的小偷了。

一个人一旦有了贼的恶名,她就是“贼”了。

此后,在我的记忆里,村口几乎就是虫嫂的“展览台”。每次放工回来,村里的治保主任都会把虫嫂单独留下来,当着众人搜一搜。她割的草,她背的草筐,都要翻上几遍。一旦查出了什么,就罚她站在一个小板凳上,浑身上下摸了一遍又一遍。她不在乎,一摸,她就笑。再摸,她还笑,咯咯地笑。治保主任四下看看,说:老实些。她说:痒。治保主任吓唬她:再不老实,捆起来。她说:真是痒。我胳肢窝儿有痒痒肉。治保主任问她:你要脸不要?她先说:要。又说:不要。治保主任问:那你要啥?她说:娃饿了。

一个小个女人,就那么让她站在小板凳上,摇摇晃晃的,显得很滑稽。每当这时候,总是有许多人围着看,一般人是受不了这个的,多丢人哪!可虫嫂在小板凳上站着,不管你搜出了什么,她都神色坦然,还笑嘻嘻的。人们劝她说:虫嫂,你咋这样?老不好啊?

她还是那句话:娃饿了。

此后人们也就习惯了。一天劳动下来,很累,在村口上拿虫嫂逗逗趣儿,人们很快活。于是虫嫂就成了人们日子里的“盐”。日子很苦,人们还是笑嘻嘻的,有盐。

人们都知道,她衣服上缝着很多的口袋,见什么拿什么。偷玉米,偷红薯,偷场里的黄豆、绿豆、黑豆,偷……有一次,她竟然偷去了拴牛的“鼻就”。人們很奇怪,问她,你要那“鼻就”(牵牲口用的)干什么?就一节皮条拴个铁圈子。她先是不说,问急了,说:我看那皮条怪结实。人问:你有啥用?她说:头绳太费了。给国花扎个小辫儿啥的。人说:那么宽的皮条,怎么扎?她说:用剃头刀(她还会剃头,剃光头,老拐的头就是她给剃的)割成一溜儿一溜儿的,结实。气得喂牲口的老料跳着脚骂娘!

当我仍在各家轮流吃派饭的时候,每次轮到老拐家,都要隔过去,或是饿上一天,那是因为他家的饭食实在是太差了。她家细粮少,红薯多。我估摸着她家的红薯有一半都是偷来的。她家五口人,老拐身有残疾,是个吃货。三个孩子也都是吃货,只有她这么一个半劳力。麦子下来的时候,一屋子嘴,蝗虫一样,仅一个夏天就吃光了。所以,她家日常的饭食顿顿都是黑乎乎的红薯面饼子加上菜汤。虫嫂手小,却是一个拍饼子的高手,她把家里的红薯面都在鏊子上拍成饼,挂在一个篮子里,饿了就拿一张。那饼子是坏红薯又加了豆面、红薯干面在鏊子上炕出来的,热着吃还凑合,放干了的时候,吃着又硬又苦,难以下咽。三个孩子都说苦,不吃。老拐也不吃。这些黑饼子大多都是虫嫂自己吃的,黑面饼子蘸辣椒水,只有她吃得。一屋嘴,怎么办呢,也只有偷了。庄稼下来的时候,有什么就偷什么。偷成了她的习性,她的一种生活方式。要是一天不去地里拿点什么,她着急。

村里开“斗私批修”大会的时候,虫嫂常常被勒令站出来。她就站出来。村民起哄说:看不见。看不见哦!于是,就让她站高些。有一次竟让她站在了桌子上,她就站在桌子上。她往桌上一站,人很袖珍,人们哄一下就笑了。有时候,有人喊:小人国,翻个跟头。她真就在桌子上翻个跟头,看上去就像是玩猴一样。

搞“运动”的时候,虫嫂还多次游过街。大队治保主任押着她,脖子里挂着玉米,还有偷来的蒜和辣椒,甚至白菜萝卜,红红白白,一串一串的,像是戴了项链似的……治保主任在前边敲着锣,她在后边走,小短腿罗圈着,从东到西,再从南到北,一个十字街都走遍了,惹了很多人跟着看……人们说,虫嫂的脸皮比城墙拐弯还厚呢!还有人说,这是虫嫂,要是换了人,非上吊不可!

游街时,走到家门前,她的三个小屁孩子,一个个趴在墙头的豁口处,偷偷地看她。虫嫂也不在乎,还对着门里说:线哦,别蹭了那线。墙头下,有虫嫂在小学校偷来的粉笔头画的白线,那是给三个“国”量个儿头用的,一共三道儿。那白道有擦过的痕迹,一痕一痕的,擦了再画。她很害怕国们长不高,像自己一样……这时村街上有人喊:老拐老拐,快出来。你出来看看,你媳妇披红戴花!……老拐嫌丢人,躲在屋里,说啥也不出来。

虫嫂是惯犯。哪怕是游过街之后,一到晚上,她就又出门去了。夜晚就像是虫嫂的节日,一到晚上她就异常的兴奋。她那小小的身量隐在夜幕里,有时拿着一把小铲,有时还拖着一个麻袋,在无边的田野里,凡是能拿的,她都背回家去。有人说,她真是土命,连土地爷都佑她。那无边的褐土地就是她的依托,田野就是她的衣裳。连那些草儿、虫儿、杂棵子都会给她以庇护。只要一进地里,花花眼,就不见了。

在田野里,虫嫂就是一个魔。一个具有神性的偷儿。她在田野里如鱼得水,青纱帐给了她充分的庇护和自由。一年四季,什么下来她偷什么。当豌豆还青的时候,饱满着汁液的时候,她专拣那最鲜最嫩的摘,挑最好的偷回家给孩子吃。她偷豌豆随手薅一把格巴皮草,把摘下来的青豌豆缠上格巴皮草,捆成一把儿一把儿,包得严严实实的。草成了她随处采用的绳子,谁也看不出来。有时候,她还会在庄稼地里挖出一个四四方方的小土窖儿,带上一匣火柴,捡一些干树枝儿,把偷来的嫩玉米或是红薯就地放在窖窝里烧一烧(这样连家里的柴火都省了),一边烧一边在四周割草,草割到一定时候,玉米、红薯也就烤熟了,一个个包上桐叶,再用草裹了,拿回去给孩子吃。有一段时间,若是想知道她家孩子都吃了什么,看看嘴唇就知道了,三个“国”,那嘴唇一时是狗屎黄,一时草叶绿,一时又锅底黑……按现在的说法,在那样的年月里,她的孩子吃的全是“绿色食品”。

由于虫嫂在村里名声不好,提防她的人多,到处都是眼睛……可若是本村偷不成了,她就偷外村的。有一年,邻村的瓜地被她多次光顾,一亩西瓜被她几乎偷去小一半。邻村人都认为是招了黄鼠狼了,还不是一只。不然,谁能背走半亩西瓜呢?这年夏天,虫嫂家的三个“国”一个个肚子吃得圆嘟嘟的。奇怪的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连狗都被她收买了。每次她背着麻袋趁着夜色回村时,狗从来都没有叫过。

一天夜里,老姑父突然对我说:丢,今晚我领你长长见识,捉鬼去。你见过鬼么?我说:没见过。老姑父说:要不,咱当一回试试?我说:咋当?他说:就蹲在坟地的边上,别吭声就是了。接着又问:你怕不怕?我说:不怕……可我怕。

老姑父拍了拍我的头说:没事,有我呢。而后,夜半时分,老姑父领着我潜入玉米田旁边的老坟地里。天很黑,四周寂无人声,萤火虫一闪一闪亮着,我吓得头皮发麻,头发梢儿都有点抖了,忙把眼闭上……只听老姑父说:就快出来了。

可是,等了很久之后,才听玉米地里传出了沙沙的声响……老姑父揪了我一下,说:看,出来了。我大着胆睁眼一看,就见一团黑影,像旋风一样从玉米地里冒出来,时隐时现,一忽儿一忽儿地飘……怪吓人的。

玉米叶沙沙响着,一股黑气像是拨云穿雾一般从玉米田里游出来。在黑森森的玉米田里,在弥漫着夜气的星空下,先是有波浪一样的夜气把玉米棵分开去,接着是风的响声,随风流出来的是一个圆滚滚的东西,就像是滚动着的老鳖盖子……看得我眼皮都要奓了。

就在这一刻,我明白,那不是鬼。是人。

是虫嫂。

后来才知道,其实那是她背着的、蒙了黑布单子的、一袋偷来的玉米棒。虫嫂趁夜色从玉米田里走出来,绕过一片老坟地正呼哧呼哧走着,猛然看见前边坟地里突兀地站起一人,手电筒一照,她一屁股坐在地上,叫一声:我的娘啊!

这时,老姑父咳嗽了一声,说:拐家,你怎么屡教不改呢?——我知道,在无梁,也只有老姑父称她为拐家。或是老拐家。这是她在无梁村得到的唯一的,也是少有的“尊称”。

虫嫂坐在地上,喘着粗气说:你叫我匀口气。

老姑父说:你不能改改么?

虫嫂仍呼呼哧哧地说:匀口气,我匀口气。

老姑父拿手电照了照她,只见她浑身上下湿涔涔的,头发乱奓奓的,头上挂了很多玉米叶子。她靠着那袋偷来的玉米瘫坐在地上,嘴里呼哧着,大口大口地喘气,就像是一只汗腌的老雀儿。老姑父叹口气,对我说:走吧。说完,竟扭头走了。

虫嫂却追着他喊:我没偷咱村的——这村里人谁都知道,虫嫂偷是偷,可她只偷生产队里的,从不偷一家一户个人的,所以并没有多大民愤。

我曾经有很长时间想不明白,是什么样的日子,可以把一个人的脸皮练到如此程度?

后来听说,虫嫂六岁时曾被本村一个玩猴的本家叔叔拐出去卖过艺,锣一响就跟着翻跟头,去了一年……后来被公安局的人解救回来了。

每个人似乎都有一条心理防线,当防线被突破后,她就彻底“解放”了。

据传说,虫嫂的“防线”是她的裤腰带。

在平原的乡村,一个女人的“品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怕“三只手”,二怕“松裤腰”。“三只手”倒还罢了,说的是小偷小摸;“松裤腰”说的是作风问题,当年,这是女人的“大忌”。一个女人若是两样都占了,那就是最让人看不起的女人了。

记得有一年秋天,全村人都在津津乐道地传诵着一个故事,关于虫嫂的故事:虫嫂在邻村的一个枣园里被人捉住了。看枣园的是一个老光棍,有五十多岁了。此人年轻时瞎了一只眼,但这独眼老汉极聪明,为了防备人们偷枣,这老汉在枣园四周暗暗布下了一根细绳,每根绳上绑着一个牛铃铛。夜里,虫嫂曾多次潜入过枣园,她知道枣园里拴有铃铛,头几次去,她躲过了那只铃铛。可等她再去时,她不知道那老汉又挂了铃铛,且一个时辰换一个地方。一天晚上,当她偷了一布袋枣,从一棵棵枣树沿上过,摸黑从树上跳下来时,刚好碰响了拴在绳上的铃铛……于是虫嫂就被人捉住了。

那老汉用手电筒照着虫嫂的脸,说:是个妞?

虫嫂手里紧抓着布袋,说:大爷,饶了我吧。

那老汉说:还是个小妞,多大一点儿,不学好?

虫嫂说:头一回,饶了我吧大爷。

那老汉说:不止一回吧?

虫嫂说:头一回,真是头一回。

那老汉说:我也是头一回,碰上个妞儿。

虫嫂说:不是妞,是妞她娘。我都仨孩子了。

那老汉说:不像。我这枣可是论斤的,偷一罚十。

虫嫂说:你放我一马,我再也不来了。

那老汉说:放你一马?也成。把裤子脱了。

虫嫂说:草里有疙针。

那老汉说:我铺个袄。

虫嫂说:我……吆喝你。

那老汉说:你吆喝吧,偷一罚十。

虫嫂说:……我喊了,我真喊了!

那老汉说:你喊。你一喊,这枣就背不走了。

虫嫂说:这,大月明地儿……

那老汉说:走,去草庵里。

……

后来虫嫂就背着一布袋枣回家去了。一路走一路哭。到了家门口,把泪擦了擦,才进的门。大国、二国、三花围上来,说:枣,枣!虫嫂一人给了一巴掌,而后说:一人俩。花小,给仨。老拐从床上爬起来,说:枣?笨枣还是灵枣?灵枣吧?给我俩,叫我也尝尝。虫嫂眼里的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她抓起一把枣,像子弹一样甩了过去,说:吃死你!……老拐弯腰拾起来,在被子上擦了,咔嚓一口,说:嫁接的,怪甜呢!

看看天快亮了,蟲嫂背上枣,重又出门去了。老拐说:又回娘家呢?这枣多甜,给孩子留一半吧?大国、二国、三花也都眼巴巴地看着那布袋枣……虫嫂扭过头,恶狠狠地说:光知道吃!枣我背镇上卖了,得给娃换作业本钱。

据说,这些情况都是邻村那老光棍在一次“斗私”会上交代之后,才又传出去的。他说,那一年枣结得多,虫嫂又接连去了几次……老光棍还交代说,后来,两人“好”上了,啥话都说,也说床上的事。他甚至还供出了两人最私密的话,说老拐办那事只一条腿使劲,不给力。待事过之后,虫嫂一见那老光棍就“呸”他,说:啥人。

有一段时间,村里人见了老拐就问:老拐,枣甜么?

老拐腿一拐一拐画着圈儿,扭头就走,边走边说:母(没)有。母(没)有。

村里的孩子们也满街追着大国二国三花问:枣甜么?而后跟在他们屁股后大声吆喝:甜,甜。甜死驴不要钱!……问得他一家人不敢出门。

也许,虫嫂的“解放”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的。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此后,虫嫂一旦到了无路可逃被人捉住的时候,她就把裤子脱下来,往地上一蹲,露出白花花的屁股……有那么几次,倒是让她侥幸逃脱了。后来这种行为就变成了一种诱惑,变成了半交易式的自觉自愿。好在虫嫂生完第三个孩子就被强制结扎了,不怕怀孕。就此,虫嫂的名声越来越坏了。

她的名声最先是在周围的几个村子里败坏的。常有外村人在集市上对无梁人说:恁村那小虫窝蛋,就那小人国,老拐家的,头前,在高粱地里……慢慢地,话传来传去,真真假假的,惹得本村人也动了心思。人们再看虫嫂,那目光狎狎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虫嫂自己也不把自己当人看了。她破罐破摔了。

在一段时间里,虫嫂夜里常常被村里人叫去“谈话”。先是治保主任,而后是生产队长,小队记工员,大队保管,看磅的,看菜园子的……到了最后,传言满天飞。据说,老姑父看不下去了,把她叫到大队部,狠狠地批评了她一顿。接着,就又传出话来,说连老姑父也加入了“谈话”的行列,气得老姑父直骂大街!

不管怎么说,还是不断有风声传出来。据传,村里的治保主任就特别喜欢找虫嫂“谈话”。他觉得“谈话”这种方式好,很有教育意义。于是,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找虫嫂“谈话”。“话”都“谈”了,还有什么不能做的?虫嫂也乐于让干部们找她“谈话”。在场院里,在牲口屋,在苇荡里,在瓜棚或草庵里,夏日里拉上一张席,秋天里夹着一个老袄……谁也不清楚到底谈了些什么。后来“谈话”的内容有几句就传出来了,再一次成了村里人的笑柄。最有名的一句是:你怀里揣的啥?——“枣山子”!(“枣山子”是过年时蒸的敬神用的供品,白面馍头上加一红枣,这里暗喻乳房。)就此,虫嫂便成了一个卖“枣山子”的女人。

往下,虫嫂就更加的肆无忌惮。有时候她竟然当众撒泼,疯到了让村人都看不下去的程度。比如,分菜时她甚至当着众人的面拿上两个大茄子就走。在地里掰玉米时,她一边掰一边拣大的往裤腰里塞。治保主任说:干啥?你干啥?她说:不干啥。治保主任说:你裤腰里塞的是啥?掏出来。她说:你裤腰里是啥?掏出来。治保主任开始还硬气,说:掏出来也是“虫”。你是虫,它也是“虫”,咋?虫嫂说:掏,那你掏!治保主任扭头看看,这才不好意思地说:走,你跟我走。她说:走就走。不就是谈话么?不就是虫对虫么,谁怕谁呀!治保主任脸一红,再也不吭了。

有一年冬天,下半夜了,虫嫂家窗外突然有了咳嗽声。虫嫂说:啥?外边的人说:白菜。虫嫂说:放那儿吧。过了一会儿,又有人咳嗽,虫嫂又问:啥?外边的人说:白菜。虫嫂又说:放那儿吧。再过一会儿,还有人咳嗽,一串咳嗽……隔着窗户,虫嫂说:不就是棵白菜么,还咳个没完了?滚!

后来村里种了花生,那一年花生大丰收。一到夜半时分,虫嫂家房后的院子里就不断地有咳嗽声传出来(也有的是故意看她笑话。不好意思,我也去咳嗽过),那咳嗽声此起彼伏,就像是赶庙会一样……据说,连村里最老实的德发叔也提着一毛巾兜花生“咳嗽”去了,结果被赶了出来。后来,德发叔咬着牙,见人就说:听说了么?真不要脸呢!

在那些日子里,大国、二国、三花就再也不缺吃的东西了。那一年,老拐家换了很多花生油……灶房里时常飘出油和肉的香味。年幼的三花甚至跑出来对人说:俺家炸油馍了。

很快,虫嫂的行为遭到了全村女人的一致反对。

先是有女人指桑骂槐,比鸡骂狗,敲洗脸盆骂街之类……虫嫂却浑然不觉。或者说是你骂你的,她走她的,听见了也只当没听见。对虫嫂来说,那脸面就是一层皮,撕了也就撕了。那“嚼裹”(在平原“嚼裹”泛指剥了皮可以吃的东西)却是可以吃的,实实在在的。女人们一个个恨得牙痒,说:人没脸,树没皮,百方难治!

一个女人,一旦豁出去,就什么也不当回事了。可她不知道,嫉妒和仇恨,只要生了芽儿,日积月累,总有爆发的时候。

这年秋天,在一个下雨的日子里,全村妇女都集中到几个烟炕屋里往烟杆上挂烟叶。女人们一旦聚在一起,必然生事。于是,村里有二十多个女人私下里一嘀咕,趁机把虫嫂堵在了烟炕房里。这天,由村支书的老婆吴玉花带头,众人一起下手把虫嫂按在了地上,剥光了她身上的衣服,说非要看看她到底是不是“白虎星”转世……此时此刻,女人们终于找到了报仇的机会。她们一个个醋意大发,下手挺狠的。先是撕她、掐她、“箩”她……等她号叫着好不容易逃出炕房时,女人们又嗷嗷叫着追出来,四处围追堵截,把她赤条条地包围在场院的雨地里。

这一日,女人们恨她恨到了极点。她们把虫嫂包围在场院里……虫嫂十分狼狈地在雨中奔跑着,她的下身在流血(那是让女人掐的),血顺着她的腿流在雨水里,她一边跑一边大声呼救,一声声凄厉地喊叫着:叔叔大爷,救人哪!救救我吧!婶子大娘们,饶了我吧!……可是,在这一刻,无梁村的男人们都成了缩头乌龟,没一个人站出来,甚至没有一个人敢走进场院。他们全都躲起来了。特别是那些吃过“枣山子”、“谈过话”的人,这时候一个个都躲得远远的。虫嫂围着谷垛在场院里一圈一圈奔跑着,躲闪着,一边哭喊着求饶……直到最后跑不动了,一头栽在了泥水里。

在我記忆里,这是我见识过的、女人群体性的第二次发狠。没有一个人同情她,也没有一个人出来救她。男人们都躲在短墙的后边,偷看一个光肚儿女人在场院里奔跑的情景。也有的慌忙找来梯子,爬上树杈,为的是看得更清楚一些……坦白地说,我也一样。

我必须承认,那时候,我无比快活。我抢先爬上了场院边一棵老柳树,骑在树上看风景:我看见虫嫂赤条条地在雨地里奔跑着。她胸前晃悠着两只跳兔儿一样的“枣山子”,不时跌倒在泥水里,而后爬起来再跑,就像一只可怜巴巴的小泥母猪……女人们大喊着在泥水里围追堵截,各自手里都拿着“武器”:有的手里拿着赶牲口的扎鞭,有的甚至是木棒、桑叉,还有扫帚、牛笼嘴、木锨、皮绳子、箩头,女人们一边追着打她,一边还嗷嗷叫着:浪,叫你浪!浪八圈!浪呗!

虫嫂那凄厉的哭喊让人头皮发麻……后来还是辈分最长的句儿奶奶发了话,句儿奶奶站在烟炕房门前,说:教训教训她算了,难道还要出人命不成?老蔡呢?!

到了这时候,老姑父才敢站出来了。老姑父站在场院边上,大喝:够了!而后,他喊来民兵,让人找一床单子把虫嫂裹上,送回家去。

而后,女人们仍气不过,又把老拐拽到了烟炕房,手指头点着他的头,齐伙子数叨他。有的说:老拐,你还是个男人么?你要是男人,你就去买把锁!把那烂×锁上!有的说:老拐,你家开肉铺呢?你卖肉去吧!有的说:老拐,你连个女人都看不住,干脆找根草绳兜住屁股上吊算了。有的出主意说:老拐,你把她绑了,夜里不许她出门!有的说:老拐,屎盆子都扣你头上了,你也不生气?有的说:你把她的腿打断,看她还野不野了?有的说:老拐,你是个骡子么?你咋不天天日她个半死?看她还疯不疯了?有的说:老拐呀老拐,你太监了?你看看你,灰毛乌嘴的,你还像个人么?你就是个乌龟王八……可是,无论女人们说什么,老拐蹲在地上,一声不吭。

这天夜里,老姑父派我偷偷地观察着老拐家的动静。看两人打不打架,别出了人命。我在他家窗户上抠了一个缝儿,只见虫嫂在床上躺着,像个死人一样……

老拐在床头蹲着,他手里端着一只大海碗,一直在喝水,一碗一碗地喝凉水,他喝了一肚子凉水,呼呼地喘着气,不住地打嗝……水喝多了也醉人。而后,只听他大声说:脸呢?还要脸么?这以后,叫我怎么出门?我只有把脸装在口袋里了。我已经没脸了,我脸就是屁股。我得去磨刀,我得把刀磨得快些,杀了你,再杀了这三个娃,一了百了!

而后,他突然像猴似的猛地往上一蹿,咯噔了两下,做一金鸡独立,说:谁说我站不直?我能站直,我站起来他妈的也是顶天立地!磨石呢,大国,去给我找块磨石!刀呢,拿刀来!……老拐的声音很大,老拐像是有意让外人听的。

三个“国”也都吓坏了,像雀儿一样蹲在一个角落里……

等到夜静的时候,老拐突然蹿到床前,恶狠狠地说:我杀了你。我真想杀了你!……而后,他在屋里走了一圈,说:还有吃的么?

虫嫂躺在床上,一声不吭。

老拐说:离。说离就离。我打一辈子光棍,也不能要这样的女人!

虫嫂突然说:我要走了,娃咋办?

老拐又喝了一气凉水,把水瓢摔在水缸里,说:滚。要滚就带着娃一块走。我可养不了……

虫嫂说:人家都说,买起猪打起圈,娶起媳妇管起饭。你管过么?

老拐说:我真想掐死你。

虫嫂说:掐吧,你掐死我算了。

老拐却突然恶跟狠地说:灭灯,灯里快没油了。

往下,虫嫂突然求饶说:老拐,老拐,老拐,我疼啊……

经过了这事之后,虫嫂有二十多天没有出门。她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头肿得就像个发面馍,出不得门了。三个国,一个五岁,一个七岁,一个十岁,大国眼最毒,那眼里全是蚂蚁。他时常站在院子里,恶狠狠地说:……死去!咋不死呢!也不知说谁。只是,从此以后,没有一个孩子再喊妈了。谁也不喊,该叫她的时候,实在拗不过去了,就“哎”一声。

一个月后,等虫嫂能下地出门的时候,她用头巾包着脸,顺着墙根走,人也老实多了。村里女人见了她,仍像见了仇人一样,谁也不理她。可地里的庄稼,她该偷还偷。

那时候,虫嫂的名声已坏到了极点。村里的男人谁也不敢当众跟她说话了。在村街里,只要看见有男人跟她说话,就有村里女人呸他。

在村子里,情绪是蔓延的。

尤其是女人,女人们的窃窃私语……影响着一个村子的空气和氛围。

有一段时间,虫嫂家的三个“国”,每次放学回家,身上都带着伤。

虫嫂有点诧异,说:又跟人打架了?

三个孩子,谁也不吭……最初虫嫂并不在意。也许虫嫂觉得,都是野孩子,满地滚,受点皮肉伤,不算什么。谁家孩子不淘气呢?

可是,有一天,当她走到村口时,却发现有人在村口摆了两个小石磙,石磙中间放着一根苇子秆,她的三个“国”,正背着书包,依次从苇秆下爬过去……虫嫂“嗷”一声就扑过去了。她大声嚷嚷说:谁让俺钻秆的?真欺负人哪!

周围是一群学生孩子,学生们都在笑……当虫嫂扑上来的时候,他们一哄而散。

虫嫂上去揪住大国的耳朵,说:谁让你钻的?

大国不吭。

二国不吭。

三花也不吭……

后经虫嫂一再逼问,三花哇一声哭了。三花哭着说,一个绰号叫“屁帘”的孩子(治保主任家的老二,他哥绰号“屁墩”),因为丢了一块橡皮,就怀疑上了大国。从此,他纠集了一群上学的孩子,说他娘是贼,他们一家都是贼,要教训教训“贼娃子”……大国已跟他们打了十几架了。他们人多,一哄而上,实在是打不过,就投降了。

虫嫂知道,这是村里女人调唆的结果。蟲嫂没有办法对付那些女人。她男人老拐瘸着一条腿,也是被人耻笑的对象……于是,虫嫂采取了一个很极端的方式。她手里拿着一个药瓶子,瓶子里泡了“八步断肠散”。她把药水背在身子后边,来到大队部,对老姑父说:你不是要谈话么?你怎么谈都行,就是不能让人欺负我的孩子。

老姑父一脸尴尬,怔怔地说:你……不要瞎说。谁找你谈话了?

虫嫂说:你是没谈过。你嫌我脏。我揭发,治保主任谈过。

老姑父张口结舌地说:谈,谈……什么话?

虫嫂说:我就是那黑豆。磨不成豆腐,也可以当药吃。我是没有办法。我不要脸了。我孩子要脸。今儿我可是把身子洗干净了,你“谈”么?

老姑父说:你说清楚,到底怎么了?

虫嫂说:治保主任欺负我,他儿子也欺负人……你管是不管?

老姑父说:你让我管什么?

虫嫂伸出手,亮出手里的藥瓶,举起来,说:你信不信?你要不管,我一口喝下去,死在你大队部门前!

老姑父慌了,说:你别。你可别。你说。

后来,老姑父先是把治保主任叫来,狠狠地日骂了一顿:管好你的××!……而后,又把那些孩子集中起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顿。那一段时间里,老姑父常在学生放学的时候,黑着脸,在村口站着……就此,那些孩子再也不敢胡闹了。

这年夏天,学校放暑假的时候,大国突然跑了。他才十岁多一点,一跑就是三天,虫嫂急得到处找他……后来,从县上传来消息说,大国在县城的火车站一个人偷偷地扒火车,说是要去乌鲁木齐。结果被火车站派出所的警察扣住了……还是老姑父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去把他保了出来。老姑父问他:狗日的,蛋子大,你去乌鲁木齐干什么?大国不吭。老姑父说:乌鲁木齐远着呢,能是你去的地方?你娘在家都快急疯了!大国斜一眼,恨恨的。

大国回来后,人们问他:这孩子,去乌鲁木齐干什么?

大国还是不说。回到家,当他看见虫嫂的时候,鼻子里重重地“哼”了一声。

很长一段时间,村里的孩子见了大国就喊: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抬炮尿一路!

大国考上县城中学那一年,是虫嫂彻底改邪归正的时候。

大国平时不大说话,闷闷的。可他知道发狠,一个孩子若是发了狠,是没有什么事办不成的。在那一届毕业的学生里,就他一个人考上了县一中。虫嫂当然高兴,她见人就说:国,俺大国,考上了。

在我的记忆里,大国比我小七岁,他考上县城中学那一年,经老姑父托关系保荐,我正好在县一中代过一段课。我是在校园内碰上虫嫂的。她一个小人,背着一袋蒸红薯,被一群学生娃嘻嘻哈哈地围着。后来我才知道,虫嫂背着一袋蒸红薯,进了校园后,逢人就打听大国。她一次次骄傲地对学生们说:看见我儿子了么?我儿子叫个国。国家的国。

县一中有一座两层的青砖楼房,红瓦,名为“蛐子房”。“蛐子房”前面是个大操场。在操场的一个角上,一些县城里的调皮学生丛围着她,一个个逗她说:你儿子叫国?她说:国。大国。国家的国。俺国也是县中的学生,今年才考上的。学生齐声嗷嗷着喊道:国。大国。国他娘来了!

虫嫂背着一袋蒸红薯,就这样被学生们包围着,先是顺着“蛐子房”走,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去找。每到一个教室门前,学生们就大喊:国,国家的国,国他娘来了!于是,围观的学生就越来越多,像玩猴一样。

接下去,这群调皮学生又把虫嫂骗到后院去了。他们领着虫嫂在校园里转来转去,一会儿说在前边教室,一会儿又说在后边教室……就这么从前院到后院,从一排一排教室走过,不停地骗她、戏弄她。她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却一直没有找到她的儿子……最后,还是一个打铃的工友实在看不下了,才把虫嫂领到了蚰子房的二楼。可是,在楼梯处,当学生齐声高叫:国,国家的国!国他娘来了!……不料,虫嫂刚从左边的楼梯上去,大国听到哄闹声,仅是在楼梯上露了个头,一晃人就不见了。

等我碰上虫嫂的时候,她仍可怜巴巴地在楼道里站着。学生轮番地上前戏弄她:国,是吧?她明知学生在逗她,却仍很认真地说:国,大国。国家的国。学生们再一次齐声大喊:国,国,国家的国。日他娘找你呢。国,国,国家的国,日他娘找你呢!……引得一个楼道里的学生们都哄堂大笑。

大国嫌丢人,躲起来了。

坦白地说,我也是爱面子的。看学生像玩猴一样地戏弄她,我也很不好意思。见了面,她追着口口声声地喊我的小名“丢”。这不是丢么,见俺家国了么?……当我硬着头皮把她领到了大国的教室门前,一直到上课铃声响了的时候,大国仍然没有回来……我只好领着她下楼,去我临时的住处。我让她把红薯留下,她不肯,就那么背着那袋红薯在学校门口等着。

县一中旁边是个公园,引颍河水弯出来的一个很小的公园。公园与学校一墙之隔,那时候,常有学生翻墙到公园里去。公园里引了一湾水,起名梦湖。据说,后来,自大学开始招生后,每年大考前,总有学生想不开,跳到梦湖里去了。于是学校就加高了围墙,防止学生跳墙到公园里去。可还是有调皮学生一次次在墙上挖个窟窿,溜到公园里去,屡禁不止。

梦湖边上,有一条砖铺的甬路,通往一个小土丘,丘上有个八角凉亭,那也是县城唯一的景观。大国就在那个亭子里躲着。等我找到他时,天已经黑了。我说:大国,你妈看你来了。大国站起身来,冲下凉亭。我以为他后悔了,要跑去见他妈了,可他却冲到一棵松树前,对着树撒了泡尿。他一边撒尿一边冷冷地说:管她鳖孙呢!我怔了,说:说谁呢?谁是鳖孙?你妈?!他抬头看了看我,说:她把人都丢尽了。她不是我妈。我说:你妈给你送吃的来了。可他却提上裤子,重新回到凉亭里,往栏杆上一坐,默默地望着远处。

我也凑过去坐下,拍拍他。我说:大国……

大国突然说:你知道乌鲁木齐么?

我笑着说:库尔班大叔(那是小学课本里讲过的)?

大国仍说:乌鲁木齐。

我说:你想去乌鲁木齐?远着哪。

大国说:二栓他舅说,乌鲁木齐,地广人稀,抬炮尿一路。

大国咬着牙说:我要是乌鲁木齐有亲戚,我早就跑了!

那时候,在平原的乡村,人们逃跑的首选地就是乌鲁木齐。乌鲁木齐很遥远,是走投无路的一种选择。抬炮尿一路,是对自由的向往。还有吐鲁番的葡萄。

一直等到天黑了,县城里的学生都放学回家了,我才把大国拽起身。他很勉强地、慢慢腾腾地从公园墙外的一个豁口处跳进来,在我的一再催促下,一步一步地朝校门口走去……虫嫂一直在学校门口等他。

大国看四下无人,快走到虫嫂面前,猛地夺过那袋红薯,恶狠狠地说:谁让你来的?谁让你来了?!

虫嫂可怜巴巴地说:我给你送吃的来了。

大国说:走。赶紧走。以后你别来了。

虫嫂说:我想趁热给你送來,怎么了?

大国瞪着眼说:你在村里丢人还嫌不够?又跑学校里来嚷嚷?你嚷个啥?我还没死呢!……

虫嫂看着儿子的脸色,很委屈地说:我,我也没说啥呀?

大国连声说:你来干啥?你是想让我死呢?!

虫嫂仍然很巴结地望着儿子,赶忙从兜里掏出一个脏兮兮的手绢,解开来,里边是钱,说:我给你拿来五块钱,卖花生的钱。

大国接过钱,往兜里一塞,看了他娘一眼,再次恶狠狠地说:我警告你,以后别来了。

虫嫂说:那你……吃啥?

大国说:你别管。

虫嫂说:孩儿,孩儿……我知道,娘给你丢人了。

大国冷冷地说:记住,别再来了。

虫嫂回身望我一眼,说:丢儿,你看,他不让我来。吃啥呢?

大国突然满脸是泪,说:你敢再来,这学我不上了!

虫嫂心疼儿子。她怔了一会儿,小心翼翼地说:那,下回,等下回了,我给你送到桥头上,行不?

大国扭头就走。

虫嫂喃喃地说:孩儿,都怨我了。都是我不好。

据我所知,此后,虫嫂仍是每星期给大国送一次馍。她每次都拿着馍兜等在桥头上。一直等大国下课后,从学校那边腾腾走过来……每每大国接过馍兜,一句话也不说,扭头就走。

有一年,下雪的时候,我在小桥上碰上了虫嫂。虫嫂站在桥头上,手里提着一篮子馍,还有一罐她腌的咸菜。我骑着老姑父的那辆破自行车,上桥后,看见她的时候,权当打招呼,我按了一下车铃。可当铃声响的时候,就见虫嫂在那边的桥头上一闪,人忽然蹲下来了。

她蹲在地上,抬头像贼一样四下瞅着。当她看见是我,松了口气,说:丢儿,看见俺国了么?我说:你怎么蹲这儿呢?她说:我给俺国送馍呢。一星期送一回馍。我说,你怎么不去学校?她说:不去了。净让人笑话。我说,你给我吧,我给你捎过去。她说,不了。俺国,学习咋样?我说,成绩不错,排在前十名。她笑了笑,说:你忙吧。我再等等。而后,她突然弯腰小跑着,追上说:你可别告诉大国,你见我了。

当时我愣住了。在我眼里,无耻到极点的虫嫂,连游街时还敢涎着脸笑的虫嫂,在儿子面前,却成了个受气包。大国不让去学校,她就不去,一直在这小桥上等。她的手肿得像发黑的面包,手里拿着个破手绢,手绢里包着厚厚的一沓子钱。我知道,那手绢里几乎全是毛票。那是她走乡串村收鸡蛋、卖鸡蛋挣的。

虫嫂改邪归正完全是因为孩子。那时候,三个孩子都不喊她妈了。特别是大国,看见她鼻子里总哼、哼的,很蔑视的样子……这让她十分伤心。是啊,家里的孩子大了,不想再听那些风言风语了。虫嫂一定是从孩子的眼神里看到了什么。

此后,我又听人说,那年放寒假的时候,由虫嫂提议,老拐主持开了一个“家庭会”。虫嫂很主动地搬了一个小板凳,放在屋子中间,而后,她站在小板凳上,对着贴在墙上的毛主席像,那张领袖像已被烟熏得有些发黄了,庄严地举起右手,郑重地宣布说:大国,二国,三花,你们大了……我保证,我向毛主席保证,我改。我一定改。从今往后,你娘再也不干丢人的事了。你娘再不会让人戳脊梁骨了。

她说完了,又可怜巴巴地看着三个孩子。可大国、二国、三花谁也不说话,就那么默默地看着她,像不认识似的。

虫嫂望着大国,可怜巴巴地说:我真改了。

大国却恶狠狠地说:下来吧,别丢人现眼了。

等到二国上中学的时候,老拐去世了。

老拐走得很急。老拐的腿从小就坏了,是摔坏的。现在,那条坏腿上长了个流水的疮,整天烂。开初他也没在意,后来一直不见好,越来越重,路也走不成了。虫嫂拉着他进了县城,经县医院的医生看了,说是骨癌。一听说是骨癌,虫嫂说:啥是骨癌?后来,县里医生用土话说:在乡下,这就是“铁骨瘤”。虫嫂听懂了,一屁股坐下了。

老拐笑了。 老拐恶狠狠地笑着说:别愣着了。回去借钱吧。

老拐明知道她在村里名声不好,借不来钱。老拐是故意说的。老拐说了之后,很得意地望着她。也是很久之后我才明白,老拐腿上有疮,心上也有疮。也许,他憋屈得太久了。人们的耻笑声一起在他心里藏着、捂着。在那些日子里,他心里存了太久的恶意和毒气。他说:我死了你再走一步,找个全活人。

虫嫂慌慌地站起身来,就地转了一个圈儿,喃喃地说:我借。我回、回娘家去借。

这时,老拐才说:算了。不看了,回去吧。

虫嫂说:既来了,咋也得吊瓶水呀!

老拐说:不看了。

虫嫂说:还是吊瓶水吧。

老拐说:你要是还念我是你男人,就给我炒一盘“星星”吧。——炒星星是豆面、红薯面加红柿子做的,油要大,甜的,沙沙的。

虫嫂说:馋了?

老拐嗯了一声。

虫嫂说:你等着。

虫嫂本打算跑回去借钱的。可她走到县防疫站门前,看见有人在排队卖血,于是就排上队,让人抽了一管子血,挣了二百六十块钱。拿上这二百六十块钱,虫嫂跑回来,喘着气说:吊水,吊水吧。又一问,住院的话,光押金至少三千。老拐说:不治了。你手里有多少钱?虫嫂说:二百六。我还能挣。老拐说:回家。

在回村的路上,老拐说:我想吃一盘炒星星。

虫嫂停下车,说:吃啥?

老拐说:炒星星。

虫嫂说:家里没有豆面了。

老拐说:你再偷一回。

虫嫂停下车,就到路边的豆地里去了……过了一会儿,她竟空着手回来了。说:他爹,再偷一回不算啥,我怕收不住手……我给孩儿保证过。

老拐恶狠狠地说:屁。那你坦白吧。

虫嫂说:坦白啥?

老拐说:作风……

于是,虫嫂像挤牙膏似的,走一路坦白了一路……最后說:我改了。真改了。

老拐恶狠狠地说:我不信。你赌个咒。

虫嫂说:我要说一句假话,叫我死你前头!

虫嫂拉着老拐回村后,先是还想用土法治一治。听说吃活蝎子能治,虫嫂就发动三个国晚上去老屋子里捉蝎子……老拐虽说了狠话,可他还是想活的。再贱的人,也想活呀。老拐闭着眼吃了一段活蝎子,吃得嘴唇都紫了,仍不见好,腿疼得更厉害了。再后,老拐两眼一闭,坚决不吃了。老拐说:去吧。给我买盘肉包。从今往后,每天给我买一盘肉包,二两小酒。我净喝水了。

后来,老拐拄着根棍,每天在村口坐着,跟人谝闲话。他把虫嫂说的话都对人说了,笑嘻嘻的。他甚至说,那仨鳖孙孩儿,也不一定都是我的。村里人说:瞎说,不是你的是谁的?他说:难说。难说。仍笑嘻嘻的。其实,他是在等那盘肉包,要热的,还有二两散酒……虫嫂每天跑十八里去镇上给他买用荷叶包着的肉煎包。吃到第十天,老拐咽气了。

老拐临走时,把大国、二国、三花叫到跟前,说:蚂蚁钻心了。我很疼。真是疼。肉包真香。你娘不欠我了。十天,让我吃了十盘肉包,我也算是有福人了。娘再不好,也是娘。看我面子,叫声妈吧。

大国、二国、三花都看着他,似也想叫……可他们已经叫不出口了。

虫嫂说:别再难为孩子了。不叫就不叫吧。

老拐说:叫。得叫!

三花先叫的,三花说:妈!

二国含糊地叫了一声:买。

大国不叫,他叫不出来,但鼻子里哼叽了一声,也算……就此,虫嫂已经非常满意了,她捂着脸哭了。

老拐很权威、很幸福地说:哭啥,我还没死呢。

老拐临咽气时,说:就是差一盘炒星星。

虫嫂说:我去借一把豆面……

老拐说:不用了。还是肉包好吃……值了。

葬老拐的时候,经老姑父做主,村里出了两棵桐树,给老拐做了口棺材。那肉包不是白吃的,村里人对虫嫂的态度有了些转变。说人虽然有贼毛病,对老拐不赖。所以,老拐下葬时,也没有多难为她。大国是长子,他摔的“牢盆”……按说,往下的事,就该大国负责了。可大国葬了父亲后就连夜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也许,大国是不想再看村人的目光了。是啊,我们都生活在别人的目光里,大国一定是在村人的目光里看到了什么。他早就想离开村子了。他一分钟也不想多停。他一直想去“乌鲁木齐”。“乌鲁木齐”是他离开村子的念想。

老拐死后,二国上中学时,虫嫂又去卖了两次血,给二国交了学费。二国和大国一样,不让她到学校里去。不去就不去。最初,虫嫂仍是每星期把馍送到桥头上,等着二国来取。

在一些年份里,每一个路过小桥的人,都会看到她,一个小个女人,手里提着一个手巾兜,站在桥头上。

到了三花上中学的时候,虫嫂已经到县城里去了。

虫嫂也算是很早就离开无梁的女人,她在县城里收破烂。

虫嫂之所以能在县城里搞“商品经济”——收破烂,还得亏了三花。当三花考上县城的中学后,虫嫂担心她是个女孩儿,怕她受人欺负,就跟过来了。在虫嫂眼里,三花就是她的“国花”,是世上最漂亮的姑娘。她是怕她出什么意外。再说,她常年在县城边上走,给一个个孩子送吃的,一来二去,就此认识了一个收破烂的老头。听老头说,在县城里收破烂能挣不少钱呢。于是,她思摸了一些日子,就到县城里收破烂来了。

按说,三花上中学时,大国已经参加工作了。这时候,大国有了工资,完全可以顾一顾家了,可他却是一毛不拔。大国不但不给家里拿一分钱,而且,连个面都不见。大国师范毕业后,原是想报名支边,去乌鲁木齐的。他是想走得远远的……可他没有去成。他先是分配在外乡的一个学校里当教师。那时候他刚参加工作,工资低,顾不上家也就算了。可他后来调到县城里来了,却仍然不回去。就此,他断绝了与乡村的一切联系。

据说,大国能调到县城是沾了他老丈人的光。跟大国结婚的是他师范学校毕业的一个女同学,这女同学的父亲是县教育局的副局长,大国因此调到了县教育局一个教研室工作,成了国家干部了。大国不但不回村,就连结婚也没让家人知道……大国先是住在城东的老丈人家里,后来自己也分了房子,单住。

那些年,虫嫂一直在县城里收破烂。突然有一天,她在大街上吆喝着收破烂时,碰上了她大儿子……

听村里人说,那一天,虫嫂推着一辆收破烂的三轮车在街边上一边走一边吆喝:收破烂了!收破烂了!收旧纸箱、旧报纸……可是,突然之间,她看见她的大儿子穿着一身西装、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东边过来……虫嫂捂着嘴,怔怔地望着她的儿子,就那么眼睁睁地看着大国从她面前骑过去了。

可大国没骑多远。他大约是走神儿了,跟人撞了车,把自行车给撞坏了。大国把自行车推到附近的一个修车铺去修。大国没有看见她(或是装着没看见),她也没敢上前叫他,就一直在路边上站着,可她记住了那个修车铺。第二天,虫嫂用自己收破烂挣的钱,给大国买了一辆新自行车,一直在修车铺门前等着。她终于见到她的大儿子了。

多年不见,儿子看上去已是个有身份的人了,穿得很体面。看到儿子后,她怯怯地叫道:国。大国一回头,看见是她,竟有些惶然。他四下瞅瞅,说:你,你……怎么来了?虫嫂说:我在这儿收破烂,都好些年了。大国怔怔地看着她,先是鼻子里哼了一声,而后他把手伸进兜里,从兜里掏出十块钱。而后,他迟疑着……又掏了一张,一共二十块钱放在一起,又四下看看,这才把钱递给了虫嫂,说:给,拿着。走吧,赶紧走。虫嫂说:大国,钱你自己花吧。我不要你的钱。我,我给你买了辆自行车。你是国家的人了……虫嫂说着,赶忙把那辆新自行车推到大国面前。大国望着那辆新自行车,闷了一会儿,说:真是你……买的?虫嫂赶忙把发票递上去,说:有发票。你看……大国接过发票看了,这才问:二国,还好吧?虫嫂说:好。快毕业了。大国说:高三了?虫嫂说:高三了。大国说:三花呢?虫嫂说:都好。都好。大国怔怔地望着她,又看了看她身后的那辆新崭崭的自行车……好久说不出话来。终于,大国说:我,那啥,过几天要出差。去,去那个……乌鲁木齐。得一段时间才回来呢。虫嫂说:放心吧,我不去家找你,我不给你丢人。这时候,大国突然眼眶湿了,他喏喏地说:我真的要去乌鲁木齐……出差。等我回来吧。你让二国找我,我给他出出主意。

就这样,大国推着那辆新自行车走了。临走,他吩咐说:那辆车,还能骑,给二国吧。记住,让二国去找我。他走了几步,又回过身,小声说:县城里有浴池,去洗个澡吧。

虫嫂嚅嚅地说:我,在家天天洗。

那时候,虫嫂在县城收破烂已有些年份了。她在城郊租了一个小趴趴房,先是每日里沿街收,收了之后还要分拣,把各样的废品、垃圾分类……那地方还有个臭水沟。到处都是苍蝇和蚊子,整日嗡嗡的,是繁殖细菌的世界。可以说,她每天都生活在细菌之中。一个长年生活在细菌中的人,反倒是最不怕细菌的。虫嫂长年与苍蝇蚊子做伴,与细菌为伍,她已成了一个“细菌人”。细菌人身上早已有了抗体了,反而很少生病,一般的头疼脑热扛一扛也就过去了。可细菌多了,汗多了,身上没有别的,有味。所以,她终年拿着一把芭蕉叶扇子,扇那些不好闻的味。

那一日,经大国提醒后,虫嫂开始注意穿着,也知道讲究些了。

她狠狠心,第二天傍晩就去了县城的一家浴池。她怯生生地走进去,随着人家排队买票,她问人家洗一次多少钱,卖票的说:五块。她说:这么贵?卖票的翻眼看看她,她赶忙说:买。我买。卖票的又说:要膏么?她说:啥高?洗个澡,还量尺寸?卖票的说:洗头膏,你要不要?她说:不要。我有肥皂……那也是她此生第一次花钱洗浴。五块钱洗一澡,挺贵的。她有些肉疼。后来,她对三花说,那池子里的水真热呀!真舒服呀!我差一点泡晕过去了。真好,真是好!……后来,再去洗的时候,在浴池里,有好心的女人告诉她,别在那池子里泡,不卫生。可她就喜欢在池子里泡。她说:烫烫的,多解痒啊!她先是嫌贵,半年洗一次,后来仨月洗一次,一直到一月洗一次……每天收工回来她都要烧上一锅热水,浑身上下擦洗一遍。见了三花,她第一句话就问:你闻闻,我身上有味么?见了二国,她也问:我身上还有味么?而后就说澡堂子里的事,说忒贵。再上街的时候,若是偶尔碰上个熟人,她也说:你闻闻,我身上有味么?人家说:啥?她说:味。有邪味么?

再后来,她出门收破烂的时候,也尽量穿得整整齐齐的,常走那条街……可她再也没碰上过她的大儿子。

其实,不光是老大,老二也嫌弃她身上的味。二国在县中上学时,仍然不肯让虫嫂到学校里去看他。二国性格绵软些,不像大国脾气那么倔,可他更爱面子。二国虽也不大爱说话,但心思缜密。先是约在小桥上见面,后来他不停地更换跟虫嫂见面的地点,每次见面都是事先约定好的。

从二国上高中开始,虫嫂就成了一个“地下工作者”。无论是送钱还是送粮,都是按二国指定的接头地点见面。那些年,每逢到了让家长签字时,二国先是自己冒名签……到了万不得已时就去找大国,让大国代“家长”签字。其实,两人早就见过面了,只是不让虫嫂知道。弟兄俩达成了一种默契,大国仅是代“家长”签字,别的不管。钱粮仍由虫嫂负责,一直到他考上大学为止……二国有一点好,见了娘,他不多说话,也不厉害人,还知道问一声冷暖。就这一点,虫嫂就很满意。一直到二国考上了大学后,仍然是虫嫂每月初一从邮局给他寄钱。

三花最小,心善,也是兄弟姊妹三个中唯一喊妈的。这一点让虫嫂十分欣慰。她虽然在县城边上住着收破烂,离三花上的中学很近,可她早已习惯了避人,不到学校里去,不给孩子添堵。她仍然是私下里跟三花见面,是她主动要求的,这种联络方式已成了一种习惯。偶尔,放假的时候,三花也会偷偷地跑到她收破烂的趴趴房里帮她干些活儿,整理一下那些收来的书报杂志。可虫嫂坚持不让她出门,怕万一让人看见,丢了孩子的脸。

那时候县城还未大面积地扩建,就那么几条主要街道。在那些年份里,在县城工作的人隐隐约约都会记得一个收破烂的小个子女人,推着一辆比她还高的破三轮车,很挣扎地在路上走着。这女人有个特点,无论冬夏,她手里都拿着一把破芭蕉叶扇子,一路上拍拍打打的。忙的时候,那把芭蕉叶扇子就挂在三轮车的车把儿上。那扇子已破得不成样子了,扇把儿上缠着一圈一圈的毛蓝布,把儿上的毛蓝布已被脏手摩挲得油污污的,成了黑的了。就这样,一年又一年,虫嫂每日里推着那辆破三轮车,在县城里吆喝着收破烂。她供了老大,供老二,供了老二,又供老三……一直到把三个“国”全都供出来,都有了工作,且先后成了家。

據村里人说,街口上一家邮电所的人全都认识她。她一去,邮电所的人就说:来了。她说:来了。办完了事,她人一走,邮电所那个给她办汇款手续的姑娘逢人就说:你别不信。就她,就这小个女人,收破烂的,养了仨大学生。

这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份快乐。在县城的那些年,是虫嫂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有一段时间,她的三轮车把上,除了那把扇子,还挂着一个小收音机。那小匣子也是人家不要的,匣子用胶布粘着,摇一摇还响,她还听戏呢。常香玉、申凤梅、七品芝麻官之类,她都喜欢听。还听人说,隔墙那收破烂的老头看她利索、能干,也常去帮她拾掇拾掇。夜里,也敲过她几回门,有点“那个”她的意思……被她拒绝了。

虫嫂是后来得了腿疼病,实在走不动了,才回村的。

据说,虫嫂是打了一辆“面的”回村的,这也是她平生第一次。

虫嫂回村那天穿得十分体面。她穿着一件新买的栽绒小大衣,脚上还穿着一双新买的半坡跟的皮鞋,显得很阔绰。只是手黑。她回村引起了全村人的轰动。谁都知道,她的三个孩子,全考上了大学,都成了国家的人了。在平原的乡村,母以子贵啊!虫嫂这次是彻底翻身了。她大大方方地走在村街上,见人就打招呼。人们说:呀,这不是拐嫂么?回来了。她说:回来了。人们说,可有些日子了?她说:是呀,是呀。

虫嫂这次回来,买了整整一布袋大白兔奶糖,每一家都去送了礼,一家一小袋大白兔奶糖。她逢人就说:大国很好。二国很好。三花也中了。都是国家的人……分开这么多年,人们也不再嫉恨她了,都说:仨大学生,你该跟着享福了。她还谦虚了一下,说:腿疼,指头疼,也享不了几天福了。

全村人都看着这个小个女人,人人都摇着头,觉得不可思议。是呀,一个偷了一辈子的女人,如今竟也衣锦还乡了。这就像是—个奇怪的梦。夜里,村里有好多人都睡不好觉了。有人私下议论:啥理呀?没理。你说,她—个偷儿,她教育谁呢?她怎么教育的?可她的三个孩子,怎么就一个比—个出息呢?有人叹道:这世道真是变了呀。

在村街里,人们互相见了,指着虫嫂家的房子,一个个感叹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她真是命好啊!

不料,虫嫂回乡下住了几个月后,突然又要到城里去了。这年的麦罢,三花回村看了她……而后,她逢人就说:家里蚊子忒多,咬得慌。仨孩子非让去,都争着养活。我说了,也不在一家住。就三家轮着住吧,一家一月。

村人摇着头说:看看人家。看看人家!

又过了一年,虫嫂去世了。

虫嫂是那一年的年关,让人拉她回村的。回来时,她已下不了车了,是让一个拉三轮的背进屋去的。村里人都跑去看她,一个个说:拐嫂,你也不言一声,大过年的,咋这时候回来了?她见人就说:孩子们都很好。都孝顺。可她享不了这福。她又说,城里啥都好,可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她说,这人一闲,病就出来了,腰也疼,腿也疼,浑身哪儿哪儿都疼。也说不出啥病,是闲的了。她还说,她不想连累孩子,就偷着回来了……村里人都说:这人,说回来就回来,孩子们能不着急么?她说:说了。走后才让人捎信儿的。怕他们不让。人们听了,觉得她话里有话,也不便多问。

她是三天后咽气的。临死前,她伸手去够那把破扇子,她说:扇子,这把扇子跟了我多年……她身上没有力气了,够了几次,没够着。临咽气时,她伸手指了指,喃喃地说:我不连累人。我还有把破扇子。

后来又有传闻,说虫嫂之所以回来,是因为大月和小月的缘故……

據说,把虫嫂接到城里,本是三花的主意。按三花的话说,她一是心疼娘,二是想让虫嫂帮她带一带孩子。于是就出面跟两个哥哥商量,要把虫嫂接到城里来,由三家轮流供养。大国开始不愿。可他是老大,不便拒绝。再说了,在家里他也是个怕老婆的主儿,不当家。后来大国只答应出钱,坚决不让去家住。于是就由二国和三花轮流养活,一轮一个月。开初还好,虫嫂帮他们看个孩子,做做饭,一天到晚也不闲着……只是时常会遭受媳妇和女婿的白眼。她都忍了,小心翼翼的,免生气。

虫嫂就这么在两家住着,一轮一个月。可轮着轮着,就出了嫌隙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二十八天。二国、三花偏偏在这件事上没有商量好……到了这一年年关的时候,这个月是小进,只有二十九天。就在二十九号晚上,三花出差在外,她女婿按一月一轮的规定,把生了病的虫嫂送到了二哥家门前。

可这天二国也不在家,二嫂不愿接,问大月小月怎么算?二嫂这人大学本科毕业,理性,有洁癖,为人偏执,非要争个道理。她很认真地对虫嫂说:大月三十一天,小月二十九天,这不是钱的问题,谁也不缺这俩钱,是时间的问题……可这边,三花的男人是做生意的,年关这一段生意好,他急着去办年货呢,不想跟老二家啰唆,说:自己老人,差这一半天哩?二嫂说:你别走。话不能这样说。谁也没说不养老人……三花女婿不吃她这一套,急着要走,两人吵了几句,把虫嫂放下就走了。

于是,就把虫嫂晾在门外了。天寒地冻的,虫嫂在二国门前坐了很久……那会儿,虫嫂一定很伤心。她怎么也没想到,她会让女婿和媳妇晾在门外。

无梁村人又一次愤怒了!

安葬虫嫂时,村人还以为她很有钱。她收了十二年破烂,都说她发了。可是,搜遍了整个家,却没找到一分钱,只找到了一百零四份邮局的汇单,那一张张汇单上写着吴大国、吴二国、吴国花的名字……还有那把破扇子。

全村人商量说,要把大国、二国、三花揪回来,好好羞辱他们一番!不然,就去县上告他们!还有的说,把那些邮局的汇单贴出来,举着拿到县上去,看他们脸往哪儿搁?!

一村人正闹嚷嚷地商量着如何惩罚这些不肖之子!大伙又一次兴奋起来,想了很多办法……可就在这时,突然有心细的女人拿起了那破扇子,说:怪了,这虫嫂为啥老提扇子呢?有人说,是啊,她咽气时,指了又指,一再说:扇子。她还有把破扇子。这啥意思?……于是,女人们拿着那把破扇子,你看我看,众人传来传去,终于发现,那缠着布条的扇子把儿上果然有蹊跷。待解了那缠在扇子把儿上的破布,那布黑污污的,一层一层的……发现里边裹着的竟是一个存折,存折裹在扇子把儿上,由一层层的黑布缠着,存折上有三万块钱!

人们惊叹一声,说:这个女人哪!

一听说扇子把儿上缠有存折,大国回来了,二国回来了,三花也回来了,都说是要争着行孝的……可村人们把着村口不让他们进村。大国本来嚷嚷说要跟村里本家人打官司,可问了律师后,就再也不吭了。

有了这三万块钱,在老姑父的带领下,经村委会出证明取出来后,给虫嫂办了一个风风光光的葬礼。于是,村街里搭了灵棚,置了桐木棺材,请来了四班响器,还租来了三个哭丧的“孝子”,一人给一百块钱。租来的“孝子”很卖力,又哭又唱的,声震屋瓦,一街两行围了很多人看。丧宴也办得很体面,院子里整整摆了四十桌酒席,上的是全鱼全鸡,很隆重的丧宴……那些曾经打过她、骂过她的女人,一个个哭着,把虫嫂洗得干干净净的,送进老坟里去了。

虫嫂和老拐合葬后,还用剩下的钱立了一通碑。

据说,后来,大国、二国、三花也翻脸了。

三家就“大月与小月”大吵一架!……从此以后,再也不来往了。

每到清明节,三花回来一次就哭一次……可她回来并不到村里去,只去坟地,烧一烧纸钱,哭了就走,不见村里任何人。

大国、二国再没回来过,人们说,他们是没脸回来了。

又过了一些年,大国提拔了,当上了县教育局分管招生工作的副局长。

无梁村人听说后,又开始主动找上门去。去的时候,带些土特产:小磨香油、柿饼、花生什么的。还怕人家不让进门,心里打鼓,怯怯地、很孙子地叫一声:吴局长,吴局长在家么?……吴局长倒也大度,客客气气的,不与村人计较……凡能办的事,也办。就这样,大国又与村人来往了。这时候,人们又说:其实,大国人不赖,虽说当了官,挺仁义。当然,为的是孩子……

虫嫂的事,没人再提了,一句也不提,好像世上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地里的草,该长还长。谁都知道,有一种草,那叫“小虫儿窝蛋”。

作者简介: 李佩甫,作家,河南人。著有长篇小说《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城市白皮书》《等等灵魂》等,中篇小说集《黑蜻蜓》《田园》等。其作品曾获得茅盾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部分作品翻译到美国、日本、韩国等地。

摘自作家出版社《生命册》一书

责任编辑:蒋建伟

美术插图:段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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