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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小云

时间:2021-01-14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通过失去,我们联系在一起。”

聂小云写在本子上、现在看来仍充满悖论又富有哲理的这句话,对于十二岁在读小学四年级的我,无疑是太过深奥,而写下这样莫名其妙的话的她,却比我还小半岁。直到那个特殊的日子到来,这句话又恰好用来比喻她与我之间的那份纯洁、短暂又深远的友谊。那是我人生收获的第一份友谊,是在我痛苦不堪的情况下得以确认的。

刚开始,我并不承认她是我朋友。后来有点像地下党,电影里演的,叛变前的王连举和李玉和通过信号灯的闪烁才秘密接头的那种。那时,男同学和女同学之间像“天敌”——《科学常识》课刚刚学会的一个词——至少在学校里是老死不相往来。如果被其他男同学发现我居然和一个女生在一起玩,还不被笑话死!何况这女生还是个聋子。

我永远记得第一次见到她时,她狼狈不堪的样子,这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都占据着心理优势。那是快要放寒假的日子,我从离家五六里远的白石埔镇小学放学回家,刚到村东头外,看到一个女孩被满伯娘家的大黄狗追着,哇哇大哭。开始觉得好笑,想多看一会儿热闹,但她被什么绊着,摔了一跤。我动了恻隐之心,喝住老黄狗。我向前把她扶起来。看见她红苹果的脸上被哭出的泪水弄花了。我问她是谁?她摇摇头。看来是吓傻了,惊魂未定。她拽着我衣袖跟着我回村子。长这么大,我还是第一次被一个陌生女孩这么拽着,可想而知,我是多么不自在。我想甩掉她的手,可她死死抓住不放。让我窘迫的是,身上穿的棉袄又破又脏,有很多裂口,灰白的棉花像狗舌头一样伸出来。好在她摔了跤,红色灯芯绒衣服也沾上不少泥土,脏兮兮的好不到哪去。

她不是我同学,这一天从天而降。她跟着她妈妈来到我祖宗三代从来没走出过的、这个叫八状门的湘南小村。同来的,还有一个看起来比我们大了六七岁的哥哥。

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突然出现大城市来的一家三口,不说地震那般轰动,至少也要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母亲告诉我,应该管那个长得像《龙江颂》里的江水英的漂亮城里女人叫姑妈。她是我曾经听说过,却从来没见过的三爷爷的女儿。三爷爷在我爷爷那一辈里七个堂兄弟中排行第三,跟着自己父亲到广东挑盐,路上遇到了队伍,为了吃上饱饭,扔下担子就跟着当兵了。原来是朱德的部队,他跟着上了井冈山,当了红军。最后编在刘伯承、邓小平的二野,西进川东,从重庆一直打到峨眉山。他老婆是个四川婆娘,新中国成立后,他就地转业,在省公安厅当了副厅长。当了大官的三爷爷回过一次八状门,地区和县里好多干部陪同他,小卧车、吉普车就有四五辆,可威风了。他给葬在云母顶的父母上过坟后,自掏腰包,办了十八桌酒席,请全村男女老少,感谢故土养育之恩和离家后对他爸妈的照顾。那时,我母亲都还没嫁到八状门来。后来,青苍江大队老辈人回忆起三爷爷,无不竖起大拇指,说要不是三爷爷打仗不怕死,总冲在前头,负伤多身体吃了大亏,去世早,只怕还可能到北京当官。

这么说来,那个大男孩和被老黄狗追的小女孩自然是我表哥、表妹了。他們一家三口住村东头满伯娘腾出来的两间土坯屋。那屋本就是三爷爷的。我家住村西头,上学放学都经过他们家门口。

“他们好好的在大城市待着多好,怎么到八状门来?”

“你细伢子不懂,别乱问!”

“城里姑妈没有老公吗?”我已经习惯管这个城里来的姑妈叫城里姑妈了。我正处在一个对什么事都充满好奇心的年纪,还是忍不住问。

“说你细伢子不懂,就别打听!”母亲声音提高了八度。

“不问就不问。”我小声嘀咕着,心想,总会知道的。

他们到底是大城市来的人,尽管穿着也朴素,却干净得体,不像我们身上的,补丁加补丁,而且他们从上至下、从里到外都透着一股和我们土生土长的乡下人不一样的气质。特别是聂小云,就是被老黄狗追的那个妹子,或者,我堂表妹,水灵灵的。我搜索枯肠,最终能够形容她的只有三个字加一个标点符号:真好看!

当然,如果是三五年后,我完全受她影响,爱读书、爱上看小说,我会用读过的《红楼梦》里那个傻乎乎的贾宝玉的话:“天上掉下个林妹妹。”比什么都强。我刚进入初中,就粉碎了“四人帮”,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也就是说,农家子弟可以通过考试,跳出农门,当国家干部、吃国家粮,这是多美的事情啊!而学习成绩好的我,被老师看重、被同学羡慕,让我一扫昔日的自卑。这也是后话。

我的父亲在我三岁那年冬天,兴修乌山冲水库时,放炮炸石头,也炸掉了自己右手。为了照顾他,生产队让他放养集体一头水牛。这是半劳力的事,每天只挣全劳力一半的工分。这让父亲深感在人前低了一等,本来沉默寡言的他更加沉默。有一个残疾父亲,让我整个小学期间在同学们面前都低人一等,生性孤独的我更加孤独。父亲的沉默和我的孤独,就像水牛眼睛里那潭深水,黑色,静止。

在遇到聂小云之前,我像个独行侠,上学放学,到乌山冲砍柴、采茶萢、摘酸枣,从来都是一个人。我没有朋友,更不知道“友谊”这个词语有着怎样实实在在的内涵。

“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是命中注定遇到的人。”不知谁说的这句话,道出了生活的真谛。若干年后,当我老得只能坐在轮椅里回忆往事,我还会认定,那个被老黄狗追的女孩,是上苍派到八状门来给我做朋友的。

她不是天生聋。可以讲一些单词,且语速很慢很慢,很吃力;不如打手语,但不是所有人能够明白手语的意思;她最擅长的是在一个随身携带的本子上写下自己的话,以这种方式和别人“交谈”,当然,交谈的对象要识字。

得到她充分的信任后,她“告诉”我很多她家的核心机密。此前,妈妈是省歌舞剧团的小提琴独奏演员;爸爸是大学教授,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成天游街批斗,后下放到“五七干校”。她是妈妈千里迢迢去干校看爸爸时得的病,发高烧,那两天哥哥却不知跑哪儿去了,最后被好心的邻居送到医院,打了三天庆大霉素。高烧退了,耳朵却失去了听力,变成聋子。那年她才四岁。到了七岁时,她进了聋哑学校。她还“告诉”我,长大要当作家,而且已经写满满一大本子的童话,还想写小说,把她外公,也就是我三爷爷的故事写出来。

我们开始的交往是地下的,秘密的。我们怕大人们知道,更怕被白石埔小学其他同学知道。有时,想到这好像地下党接头,冒险又刺激,我就抑制不住地兴奋,整个身体都产生一种战栗,充满期待。

父亲总会在星期日挑一担放牛时砍的茅柴去白石埔镇集市去卖,以补贴家用。这一天,放牛的工作自然就交给了我。

有个星期日下午,我在后山云母顶放牛,坐在草地上正百无聊赖时,聂小云来了,带来一本《鸡毛信》连环画。她的从容让我紧张的心放轻松了。她把书递到我手里,自己在我身边松软的草地上卧倒。我沉浸在书中的故事。小人书很快看完了,我盯着她肘子刚才压出来的凹坑出神。而她,不知什么时候坐起来的,正看着天空发呆,凝视的眼神里充满渴望。这神态我熟悉,好几次放学回家路过她家门时,看见她对已经熟悉的老黄狗“自说自话”。城里姑妈有次和我母亲闲聊时说,这个丫头有了自己的秘密。

阳光从天空透过松针洒落下来,在我们身上留下斑驳的光影。我眼中的她,像在微笑,但脸上并没露出微笑的痕迹。

突然,她发现我在看她,脸一下子羞红了,用手肘碰碰我,示意我也看天。天空好蓝,几朵白云在悠然地飘着。她用简单的手语比画着告诉我,她喜欢看云。随即又迅速拿出随身带着的圆珠笔在本子上写下:清贫的蓝天,我是一朵最干净的云!

聂小云说她能听到我心跳,这是唯一在做梦之外能听到的东西。这让她无比依恋我。而我孤独的内心慢慢被一种莫名的幸福感填充得满满的。也许我现在就是生活在她笔下的童话世界里,只是自己没意识到。

她“悄悄”告诉我,在梦里,能听到雪落下的声音、月光落下的声音和花开的声音,那是世界上最好听的声音。她还“说”,只要一醒来,这些最好听的声音就被风吹散了。也有一部分躲藏在她妈妈的小提琴里,被保存下来。这是她一个人的秘密,她连妈妈也没告诉。她还“说”,如果做一个长长的梦,永远不醒来,就会永远陶醉在这美妙的声音里。可是,这是不可能的。她不得不令人讨厌地醒来。有时夜深人静,她会偷偷抱着妈妈的小提琴,在她呼唤下,躲在小提琴里的小精灵会一一醒来,发出灵魂的歌唱。

我摇摇头表示自己的怀疑。她是聋子啊,她的世界怎么会有声音?

见我不相信她,她有些急,在本子上重重地写下一行字:有些东西,通过失去,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天地良心,我完全不明白她表达的什么意思。但看她着急的样子,我居然感到心疼。我赶忙点点头,假装相信了她。

她笑了,笑得好甜好甜。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一个人居然能如此完美,就连她耳聋,也不过是一个可爱的缺陷。

一次,妈妈和哥哥都不在家,聂小云把我“喊”到她家里。她打开一个长长的黑匣子,拿出一个东西让我看。这就是传说中的小提琴。

我当然知道世界上有这样一种乐器,但从来没见过,更没听过它拉出来的声音。我很惊讶,小提琴有四根弦,比二胡多两根,而且样子娇小洋气,这么一比较,就比出二胡的土气,而且,我还发现,小提琴的琴箱從中部的两边非常流畅地凹进去,像城里姑妈好看的腰身。而我母亲以及村子里的伯母婶子们,都上下一般粗,根本没有腰身。

让我更加兴奋的是,她还打开一个樟木箱子,满满的装的全是书!有小人书,还有什么《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甚至我从来都没听说过的小说。有本蓝色塑料封皮的《新华字典》,她打着手语“告诉”我,都是她的。她最宝贵的东西。

“时间如白驹过隙。”我终于可以在老师布置的每周一篇的作文里引用这样的句子了。事实是,时间真的过得飞快,聂小云一家到八状门,不知不觉一年了。

这年冬天,八状门发生了两件大事。

一个偏僻小乡村发生的大事,无非东家娶亲,西家嫁女,某人添了丁,某家老了人,却像尖锐的羊角刺,扎进乡村麻木的生活,激活人们的神经,带来一段时间的兴奋点和话题。

第一件大事,聂小路参军了。哦,聂小路就是聂小云那个总冷着脸从不喊人的哥哥。“一人参军,全家光荣”,尽管聂小路这人不怎么讨喜,毕竟,村子里每一家都和三爷爷没出五服,善良的乡亲们都像自己家有人参军那样高兴和光荣。

聂小云找到我,给了我一沓钱,一角的、两角的,一共有一块,是她攒下的压岁钱。她请我午间休息时,到白石埔街上百货大楼买一个笔记本,这是件光荣而神圣的任务。除了每个学期开学时带着交学费的钱外,身上还从来没有揣着这么多现金。弄得我一个上午都没专心听课,有一节体育课也不敢去上,只好谎称肚子痛向体育委员请假,因为那笔巨款放在身上怕掉,放教室里怕偷。午休时,我到百货大楼文具柜台,进行精心挑选,选了一个内页印着彩色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剧照的笔记本,而且塑料封皮是绿色的,和绿军装的颜色一样,五角八分钱。回到村子里,我把笔记本和剩下的钱,都给了她。为了感谢我,她硬要给我一角钱,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虽然,一角钱对我来说是重要的一笔钱。记得去年放寒假前,班主任老师根据开学时交的学费与本学期花的学杂费进行扣除后,我还要给学校补交一分钱。当时我身上没有,寒假作业本就被扣在学习委员手里。学习委员仅仅因为她爸爸是磷肥厂工人,哥哥是小学老师,就高傲得像个公主。直到母亲向满伯娘那里借来一分钱,我跑到上游街她家里,才拿回作业本。

聂小云见我拒绝得很坚决,没再强求,只甜甜地冲我一笑,便伏下身子在笔记本扉页上工整地写下几行字。

我一字一顿地小声读着:“哥哥:愿你选择的所有道路都是最正确的那条!妹妹。1975年12月22日。”我觉得她写出来的话都好有学问,都那么高深!

聂小路带着整个八状门村的祝福到部队去了。有人说,希望他也能当上他外公那么大的官。

在第二件大事发生前一段空隙中,发生了一件属于我个人的大事。

俗话说,纸终究包不住火。我总和聂小云一起在后山云母顶放牛、打猪草,一起看书的事,被班里同学知道了。

那个星期一,我还没踏进学校门,刚走到文化街口,我们班的班长、青苍江大队张支书的小儿子、绰号“暴牙齿”的张衡山就等在那儿,向我发难!他身边总是跟着张家大院的两个同学,“哼哈”二将。“暴牙齿”劈头盖脸地责问我,为什么总是和一个女同学混在一起?

“她不是女同学,是我亲戚,我表妹。她妈妈是我姑妈!”我满脸通红,还是心平气和地解释。

“哦……原来聋子的妈妈是你姑妈。”“暴牙齿”怪声怪气地说,“那你知不知道你姑妈是个骚货,卖×的!”

“你凭什么骂人!”

“难道我说错了吗?我妈说过,本来该我表哥去当兵,是她卖×,才让她儿子去了!”

“你胡说!你表哥耳朵里不是长了个东西,体检没检上吗?”要是平时,我怎么也不敢和大队支书的儿子大声说话。今天,不知哪来的勇气。

“放屁!那是胡说八道!就是你姑妈卖×,才让‘右派的狗崽子去了!”

“你才放屁!放狗屁!我姑妈早离婚了,我表哥已经不是‘右派的狗崽子了。他外公是我三爷爷,是红军,是革命烈士。他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感到受到了侮辱,以前所未有的理直气壮,大义凛然地说出一连串话。我说我三爷爷是革命烈士,是因为我认为,只要是红军、是老革命,不管怎样死的,都应该是烈士。

“暴牙齿”哪里受过这样轻蔑,何况这轻蔑还来自青苍江大队一个残疾人的儿子!他喊一声“打”,连同两个“狗腿子”不由分说就围上来。他们哪里料到平时不哼不哈的我,有一身蛮力和受到侮辱时空前爆发出的巨大勇气。我以一敌三,他们完全没占到便宜,直到校长听到路过同学的报告和我们班主任老师出现在面前,一场混战方才终止。

我们都被校长“请”到学校办公室办学习班写检讨。班主任还分别派同学把“暴牙齿”的妈妈和我妈妈喊到学校来。

支书的老婆看到“暴牙齿”右眼肿起、鼻子和嘴角挂着血丝,黑着块脸很想发作,但校长说,他们三个人打一个,而且先动手,你还好意思说别人?先教育自己孩子吧。

校长对我母亲也进行了批评,并让我们当着各自母亲的面保证出校门后不再斗殴。然后,让我们今天不上课了,跟着家长回家好好反省。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回家路上,母亲没责骂我一句,也没多说一句话。让我更奇怪的是,母亲回到村子,让我在门外等着,自己先回家和父亲说明了情况。他居然也没揍我。要是平时我犯了错,父亲会用他仅剩的左手,在我额头狠狠地给上一栗爪,我的额头就会鼓起一个包!母亲找来两个舊火柴盒,撕下磷皮,贴在我额头还在流血的伤口上,又找来一条干净的旧布缠上。

寒假刚过几天,就是我外婆的生日。那天,一大早我就被母亲从热被窝里扯起来,被指派着带上一只老母鸡、半斤肉、一包挂面去给外婆祝寿。我没半分犹豫。因为我也想到外婆家去,好带回一些酸枣糕。

我外公外婆家在乌山冲水库的最里面。秋天,我总要利用一两个星期日到他们家。我漫山里跑,爬上高高的酸枣树,摘下一书包又一书包的酸枣。我只带一书包酸枣回家,放在一个纸箱子里,上面用米糠覆盖着。更多的,留在外婆家里,让外婆做酸枣糕。

青皮的酸枣放在米糠里捂几天,皮就变黄了,可以吃了。小时候,我一直认为那种又滑腻又酸的味道是人间最美妙的味道。

我当然会给聂小云吃。刚开始她被酸得龇牙咧嘴。慢慢地,她接受并很快喜欢这种味道。我能感觉出她吃酸枣时,心里美滋滋的。

我要来她的圆珠笔和本子,“告诉”她,下一次,我到外婆家,还带酸枣糕回来给她吃。可是“酸”和“糕”两个字我都不会写。想过用拼音,可我的拼音也没学好。我不光在纸上画了个酸枣大小的椭圆形,还举起一枚酸枣晃一晃,在椭圆后面加个“高”字。我猜她明白了。她好聪明的。她坏坏地笑了,又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

我在外婆家住了一晚。这个冬天发生在八状门的第二件大事,在我去外婆家时,不可避免、不可逆转地发生了!一件黑暗的大事件!

我从乌山冲外婆家一回到村子就得到噩耗:聂小云死了!

我回到家里,看见屋里摆着一个樟木箱子和箱子里的书,还有那本蓝色塑料封皮的《新华字典》。我曾见过这些,都是聂小云最心爱的东西,陪伴她度过失聪的童年和少年。母亲说,城里姑妈遵从聂小云遗愿,留给我的。

母亲还告诉我,昨天傍晚,聂小云哭着到我家来找我。后来,我又隐约听村里的婆婆妈妈们咬耳朵,昨天大队张支书到我们生产队来了,进了我们村……

我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想她。我想起她和我认识后的一切事情和点滴,尤其一起在后山松林里阅读小人书《鸡毛信》时,手肘在长满青苔的松软的地上压出的小小凹坑。这思念最终化作一种悲哀的力量将我彻底压倒!直到这一刻,我才知道,自己与她存在一份纯洁的、真正的、被叫作友情的东西。只是明白这点的同时,它永远地失去了,就像我满伯娘的儿媳——阳秀嫂子因为家里太穷跟一个收荒货的跑了,永远离开青苍江和孝生哥;还有父亲的右手离开他身体一样。聂小云带着她所有的童话和再也不可能写完的小说,离开了我!

我想起我吃斋念佛的奶奶生前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人的肉体只是僵死的皮口袋,灵魂才是活着的,是一条看不见的小江小河,在离开肉身的同时也找到了回家的路。说实在的,以我的年纪和阅历,根本不懂她的话,而学校老师教育我们不要信迷信,要信科学,我就不再相信人死去还有灵魂。

可这一刻,我多么愿意奶奶的话是真的。有一些谎言,在适当的时候,便是唯一真实。我宁愿聂小云的灵魂是那条看不见的小江,和青苍江汇流在一起,去寻找远方回家的路。

那天,天,蓝得让人伤心;风,快速掠过我们村庄。“天有多蓝,风就飞得多快!”若干年后,我读到一个诗人这两句诗时,情不自禁地回到那一天。我明白,我从来就没忘记她。

我埋怨母亲不该在这个节骨眼上派我去外婆家,完全忽略自己其实也想去取回一些酸枣糕……也许,我不去外婆家,聂小云找我时,就能挽留住她在这个尘世的生命。我想,我不是在想当然。我相信,我们彼此已成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那个人。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聂小云并没有死,而是像尘土和黑夜一样安静,躺在后山松树下长满青苔的草地上,只等新的黎明到来,她便复活。

就像当初聂小云多么不情愿从梦里醒来,失去那些天籁的声音一样,这次是我醒来,我一旦醒来就不得不痛苦地接受她已死去的现实。对于聂小云的离去,我深深自责,感觉自己应该承担部分责任。

那时我不知道,若干年后会有一种叫作回忆的东西,总是将我同我失去的一切又联系在一起。只知道,当人们发现并将聂小云从青苍江下游打捞上来之前,时间过了很久、很久……

作者简介:刘起伦,湖南祁东人。先后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数学系和国防大学基本系。现为解放军某部大校。1988年开始业余写作,有诗歌、散文、小说作品散见于《诗刊》《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中国作家》《星星诗刊》《创世纪》《诗象》等国内外刊物和多种权威选本。著有诗集两部和散文随笔集一部。参加过诗刊第十六届“青春诗会”、第七届“青春回眸”和全军小说笔会。

原载《湘江文艺》2019年第2期

责任编辑:青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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