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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蚱

时间:2021-01-22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阿贝尔

叙述从一个人做木活开始。

在午后玻璃一样的院子里。?木头,刨木头,锯木头……一地木爪,一地刨花。雨过天晴的时候是水晶玻璃,阴天是毛玻璃。天光变换,季节变换,年代变换,但院子一直都是老院子,院子里的树一直都是老树,还有那口长满青苔的石水缸和水缸里生生不息的青蛙——我们叫克蚂子。

做木活的当然是个木匠啰。他有面目,但现在不呈现面目——他背对着路,只呈现背影和动作。我猜测他的面目黢黑一坨,什么都看不清,或者压根儿就是空白,仅仅是一块没有五官的皮肤。

老远都能闻到刨花的气味——椿树的气味,老酒树的气味,椴树和细叶子的气味。我特别喜欢闻有一种木头的味道,有我遗精后下体的气味,只是不常闻到。每每闻到,都跑到院子里去,问徒弟娃?的是啥木头——从来不敢问掌墨师。徒弟娃比我大不了几岁,穿一条?打伞,后腰上牵一排盐口袋。徒弟娃?啥不懂,我从来没问到过那种木头的名字。我捡了一把刨花跑了,想回去撒在床上,再揣些在书包里。“跑啥子跑?要揽刨花,背个背篼来!”我听见掌墨师在后面喊。

掌墨师是我的大爸。

大半辈子过去了,我是一点不记得他的面目,每次去记,都是一坨黑,就像他从烟袋里抖出的烟屎,硬邦邦的,很少有软和的。

我大爸年轻时抽鸦片,我没见过,没见过他从鸦片烟枪里抖出的烟屎,没准那样的一坨黑才是对我记忆最恰当的借喻。

除了时间,还有什么涂抹了记忆?大爸的成分,一个地主分子的坏名声,还是他在那个年代遭遇的非人待遇?大爸是有面目的,他是个真人,不是画皮,他的面目可能模糊一点——时代的涂抹和自保,但作为一个人的五官是齐全的,耳、眉、眼、鼻、口应有尽有。一个木匠的面目,或许我们已很难想象,不带恶相,偏向于善,略显精明。

我的叙述从一个人做木活的场景开始,并不意味着要从我的大爸或者哪个木匠开始,而是要从我自己开始。那个木匠是我。我成了木匠,当了掌墨师,回老家?木头、刨木头。不是现在抛开一切回去,也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回到小说的开头,回到虚构中——我站在玻璃一样的老院子里?木头、刨木头、锯木头,一地刨花,院子里的老树还在,废弃的麻子石水缸还在……我跨步站在马凳一侧,双手握住推刨,唰——唰地刨木头,刨花一卷一卷从刨子里吐出,散发出青春期下体独有的气味。

时光荏苒。或许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时光。

早春时节,中堰里机耕道两边麦苗上椭圆的露珠晶莹剔透,呈现出粘力对引力的抗拒。我数以千计次地走过这段路,从岩子头下来,目睹这些露珠。有时是白头霜和冻雨,有时是稻田。遇上雨季特别地泥泞,无处下脚,只有寻着手扶式拖拉机的辙迹下脚。同样一段路,同样的露珠和泥泞,往回走和往出走,心情大不同——恐惧和迷茫、无助和解脱平分秋色。

我大爸也走这段路。但他连个配角都不是,他只是个旁笔,如果他开口说话也只能算是旁白。

我父亲也走这段路,数以万计次地,从岩子头下来,或者从三秦庙过来,背背子、大炼钢铁、进老林、开批斗会、进城赶场、看电影、走人户……他原本就是这儿的人,出生在路边的一个老院子里,后来院子被没收了,一家人被赶到了后来的村子。

1994年,我在他于县城置办的街房的后院掘地三尺,挖出了一杆汉阳造步枪,锈迹已经和酸性土分不开,拿在手里掂量,远远不止七斤半。这房子我再熟悉不过,也算是他传下的,1951年被没收,1979年又返还。1980年到1983年,我在这房子里住过三年——寄居,至今还记得每间屋里的光线和每间屋里住的人。晴天的午后,太阳从亮瓦照进来,照到正在蚊帐上吐丝织网的蜘蛛上。肥滚滚的蜘蛛,見到阳光以为是金刀银针,马上缩成一团装死。还有吹风的时候,扬尘一抹一抹从屋梁掉下来,黏在我一丝不挂的尚未长开的身体上。后院的水井已经废弃,井台也挖掉了,搭了两根横木,做成了茅房。我吃了老家带来的冷肉闹肚子,深更半夜往井上跑,有时没跑拢就滮了,得摸着从厨房提了水去冲洗。后院有棵广柑树,是我记忆中最美好的,长在靠派出所一侧的石墙内,我从来没注意到它开花,总是看见它结果。1994年第一波旧城改造,房子拆迁之前,我天天在后院里挖,最终挖出了那一杆汉阳造。王宇林提供的线索。他与那个骑白马的人同龄,当年已经八十多岁。“袁朝圣有杆汉阳造,是赶了十几头肥猪卖到松潘买的,一道还买了那匹白马。”王宇林说。我问母亲是否属实,母亲说她那阵只有几岁,不记得了,连那个人的样样也不记得。我母亲说的“那个人”,其实是她老子,那个骑白马人——我的外公。

那个人真是个谜。1994年在县城西街97号挖汉阳造的时候我便想到解谜。二十年过去了,年过半百的我走在那段仍叫“中堰里”的路上,回想起那个人、那个谜,我在路边一户三层楼的人家借了把羊角锄,拐进老院子的老屋基,又开始掘地。老院子早没了,成了别人家的菜园,种着青菜萝卜,只剩那口石水缸还在。

唯一一次,我带了她走岩子头。新路1958年就修好了,可以通车。那时候,岩子头还有人走,不像现在石梯子路都让草和灌木长严了。我们在桂香楼下车,走天堰底下过来,一眼就看见了中堰里和村子。村子都迁到了山边里,机耕道穿过五月的麦田,一条水堰伴着机耕道。左手边稍远一点,就是长河湾,一个巨大的倒S,缓水段碧蓝,急流处浪花飞溅。

在岩子头,我有意停下来,把眼前所见指给她看——楼坎底下、中堰里、山边里、雷家门上、大盖头、袁家老屋基、唐家地、王光浦家门上……每一个小地名都像一个标本,浸泡在童年记忆的福尔马林里,虽然已面目全非,却依旧散发出原味。

她从布拉格来,我在成都接到她。眼前这地儿,她在卫星地图上查看过百遍。

“可惜不是最美的季节,最美的季节来,你会惊讶不已!”我把目光收回来,看着她说。

“什么时候才是最美的季节呢?我可以等!”她说得轻巧。她仍看着岩下的田畴和河湾,像是在咀嚼那些小地名。endprint

“等不到的,我们都等不到了。”我说,“其实它不是季节,不是春夏秋冬,而是一拨人与一个地方相遇。”

她没有再说什么。五月,山水已经葳蕤到极致,新绿已收,但还没有完全殆尽,岩子头的岩缝里还长着一些晚熟的堇菜科植物,有一种叫紫花地丁的特别好看。我不在乎她对这些小地名的理解。她一个外来者,无论怎样用功去理解,都会是平面的——借了爱也无用。我则不同,我的血液里有一副穿山镜,有一种强力渗透液,可以解开这个地方的人事与历史。也可以说是带红外线的想象力。此时此刻,在岩子头,我由每一步石梯子、每一步石梯子上被脚步磨光的石面想到了我的外公,以及他那匹白马钉了马掌的蹄子……嘀——哚,嘀——哚,嘀嘀咄咄,只有松潘的马才有这么大的足力。

该走了。我站起来,又看了一眼长在岩缝里的紫花地丁,还有一种当地人叫巴龙草的鸢尾科植物。

我只是从岩子头下来,走在这条叫“中堰里”的机耕道上才会想起我的外公。在别处,我从来想不起。他有两个女人,这是他吸引我的地方。其中一个便是我外婆——这个世界上最爱我的人。换句话说,我和这个谜一样的人是这个女人最爱的或者说爱过的两个男人。换句话说,我和这个谜一样的男人平分了这个女人的爱——他分得她的前半生,我分得她的后半生。他吸引我的地方还有他的白马,然而最吸引我的,还是他涉嫌的、让他送命的两桩人命案。

“袁朝圣到底是被人陷害的,还是真的杀了人?”这些年,我一直在质疑。就我听到的关于他的传说与讲述,他并不是一个好人。他当甲长、抽大烟、上松潘贩猪买马买枪、游手好闲、走一步都骑马、娶小老婆——听说我外婆是被他强娶的……所有的讲述支撑起的这个人,让我觉得可疑。我父亲断言是陷害,我母亲也一口咬定,但他们的话不能作为证词。我问王宇林,王宇林也说我外公是冤枉。问王光浦,王光浦也说是被陷害。“袁朝圣我晓得,他就是脾气大、嘴巴不饶人,他得罪人多了,你莫看到他一天骑匹白马洋昏了,其实胆子小得很,见到蛇和老鼠都吓得打抖抖。”王光浦满当当九十了,喉管做过手术,尖声尖气地说,”擦黑去胡家坝你外婆那儿,一个人也不敢去,还要我给他打伴儿!”

“徐氏婆婆嘴皮子上那个豁豁总是他打的?还有我外婆眉心那颗疤!” 只要我母亲帮她老子说话,我就会这样反击她。母亲不开腔了,只顾咄咄哚地切菜,或者埋头往灶空里添柴。徐氏婆婆嘴皮上的伤疤是铁证,长河湾的人都晓得,还有我外婆眉心的伤疤,都是他用秤砣打的。

“他被押到绵阳去的时候我才五岁,我哪里记得到那么多?”母亲放下菜刀,伸直腰杆说,“他关在绵阳,只是古城寇家姑父去看过一回。”

一个人从岩子头下来走在中堰里,觉得他真是一个谜一样的人。像一块鹅卵石,捂是捂不热的,舔也舔不化,但里面有东西,有我要探寻的真相。有时太阳特大,天上没一丝云,虚无裹挟着碧蓝,鹅卵石变得极小,甚至有要化掉的趋势。我不再琢磨他,我得想我自己、想我在虚无中有限的存在——它像是路边稻叶上的一滴水珠,转眼就会消失。恒定的蓝天,蓝天上恒定的焦灼的太阳,太阳下恒定的青山……虚无像是在烫一张饼、煎一个鸡蛋,让我感觉到一种轻飘和微痛——我和他之间隔着二十年宽的一条河,为什么还有根从河底伸过来勒我的手?

他不是我见过的真人。他又是个真人,与他同时代的王宇林、王光浦可以作证。这两个人我见过,走访过。我外婆和我母亲也是证人,两个女人的身体里都有他留下的东西。我外婆虽然不在了,但我们一起生活了二十年,这二十年没有假,我对这二十年的记忆没有假。她佝偻的身体活着时没有和我外公发生关系,而今倒是在我的记忆里和我的外公有了关联。我外公强娶的可不是这样一个佝偻的女人,而是一个貌美如花的少妇——今天八十岁以上的人都是这样讲的。佝偻的外婆仅仅属于我,属于一个畸形的时代和她的后半生。我母亲还在,一个人独居乡下,越来越多地与我谈起那个人——大多都不是亲见的,而是听人说起的。

一个年代的真人,在下一个年代变成了传说和影子,探寻只能是一种描画、塑造甚至虚构。但我又渴望真实——这是多么考手艺的一件事!

我母亲讲述的、她亲历的就两件事。一件是我外婆带她进城赶场、带她探监,把她寄放在她父亲的牢房去办事,办完事再到牢房来抱她回家。另一件便是在桂香楼看她父亲被押解去绵阳——算是告别。

我母亲是1940年生的,事情应该发生在1943年或者1944年。她记得监狱的窗洞,恰好够递她进出。怎样的一面篱笆墙,母亲没有详述,她只说是一面装有木条子窗的墙壁。想必多年之后监狱改作他用,墙上写过红色的标语和语录,后来篱笆塌了,房子拆了。一个女人带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进城办事,顺带探监,或者说进城探监,顺带办事,从窗框的罅隙间把孩子递给作为嫌犯的男人照看,办完事再回监狱抱孩子回家……这件事延续了一两年,孩子在慢慢长大,对监狱的印象一天天多起来。在狱中,作为嫌犯的男人带孩子的几个小时就像一个神话——妥帖的,人性满满、暖暖的神话。狱警怎么对待?同室的犯人怎么看?最大的可能是,我外公一直无所谓,并没有意识到案情的复杂性与严重性,心想反正是冤案,迟早会查个水落石出,放他回家。

在桂香楼送别那个人时,我母亲又大了两岁。她和比她大三岁的姐姐站在天堰底下,看着十几个人犯从王家坟地押解过来,两只手捆在一起,一根棕绳牵着,像牵着一串蚂蚱。等走拢了,才看见那个人不仅手捆着,还戴着脚镣。

“他走到我们面前停下,啥都没说,偏了偏脑壳,叫我和袁国华姐姐掏他的衣服包包。”我母亲说,“袁国华姐姐掏到一搅毛蓝线,我掏到一块铜圆。”

这便是永别。两个女儿和父亲的永别,两个女人和男人的永别。她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目送,目送一串蚂蚱中的一只蚂蚱——戴脚镣的蚂蚱,从后来的幸福院下去,走过雷家院子,消失在核桃树林和大石头背后。

我母亲唯一的两段记忆被我复制之后,变得如此柔美而富有戏剧性。它有些血点點是与我的肌肤相连的,就像雨滴落在平静的湖面,一个坑儿一个坑儿的。它的气息从坑儿里弥散出来,散发着尘腥味。endprint

1970年代。每隔一段时间,我跟二哥都要去给徐氏婆婆砍柴。她一个人,老了,砍不动柴了。柴林就在老院子背后的半山上,从我记得就有一条堰。二哥爬到堰上去砍,我站在堰盖上看。砍够了,再一起往回运。灌木居多,我们叫稍稍柴,捆成捆背。也有青杠、苦楝、夜槐,我们就一人扛一头抬。二哥扛大头,我扛小头。下坡就拖上。回去再锯、再划。

给徐氏婆婆砍柴,完全不同于在家里做事。我那时小,怕吃苦,砍柴都靠二哥,最多算个帮手、打个伴儿。我喜欢那种走出家的自由——逃离父亲的自由,虽然是暂时的,虽然砍柴、运柴的劳作以及二哥也会限制自由,但毕竟不同于在家、在父亲身边。对于十来岁的我,徐氏婆婆老院子里的空气都要好呼吸得多,气味也要好闻得多。院子里别的住户不管,我们把稍稍柴堆在屋后土墙边淋不到雨的地方等它自己干,把青杠、苦楝和夜槐抬到天井里,架在木马上锯短,再一截一截划开,抱到街沿上码好。二哥能把划好的柴码成一朵花,一摞一摞,白生生的。其实也不是花,倒像是关鸡、关兔的笼子。

二哥划柴,我抱柴。抱完了,等着他划。等的时候我就去看那口废弃的水缸,麻子石看上去像酒米,实际上很硬,我把手指上的血都抠出来了也没能抠下一颗酒米。錾子的纹路里长了青苔,冬天枯干夏天青绿。我把枯干的青苔扯下来当鞋垫,走到哪儿都有股泥腥味儿。水缸从未干过,冬天也有水,夏天有半缸水,雨季还会水满,从边上溢出来。水缸里没有养鱼,但养得有青蛙。三种青蛙,青的、灰的、麻的。也不是养,是野生的,但我看见徐氏婆婆往里面丢猪草、丢蚯蚓、丢长脚蚊。

给徐氏婆婆砍柴,她很少给我们煮饭吃,她会给我们一人一捧花生、几个核桃,或者一人给两毛钱。已经很满足了。有时觉得就是冲着花生、核桃和两毛钱去的,为了自由都是借口。有生花生和炒花生。我喜欢生花生,也喜欢炒花生,二哥只喜欢炒花生。我把炒花生的皮拧了,包在一起,背着二哥喂青蛙。

徐氏婆婆一个人。我从来都没去想过,她为什么一个人,而不是一家人。我晓得她的男人死了,隐隐约约听说过那个人,但我從来没想过问她、问她的男人。我太小了,自己还是一个嫩芽,没有一点点寻根的意识,我甚至不知道她的男人也是我外婆的男人。假如我早慧,怯生生地问她咋是一个人、那个爷爷呢,她会如何回答?她或许会像我外婆给我讲起民国二十四年她第一个男人一样,给我讲起她的男人;或许她啥都不说,要么说一句:“小孩子家家,不该问的莫问!”

在徐氏婆婆的老宅,我的确闻到一种气味,裹挟着霉味。但不是霉味,是一种说不出的男人的气味——铁的味道,但铁放久了,会氧化。准确地说是一种铁锈的气味。

我外婆去没去那栋老宅住过?就我所知,都是那个人骑白马的人到我外婆家去住,没有例外。不过,我都是听旁人说的,从未问过任何一个当事人——我外婆本人、徐氏婆婆以及我母亲。徐氏婆婆应该记得,她一直住这老宅,她的“妹子”来没来这儿住过。最最清楚的是我外婆本人,是否被我外公用白马驮去老宅住过,她不会含糊,就像记得自己眉心的疤痕。

记事以来,我家便有位远客,我们都叫她“袁国华嬢嬢”。她住在中坝场。中坝场在哪儿,我也不晓得,但我晓得我家门前的大河流到了中坝场。大哥说,中坝场不再是山,是大平原。她每年来一次,不都是在过年,有时也在夏天,没肉吃的季节。外婆炸了南瓜花、红香子招待她,有时我也下河钓鱼给她吃。她每次来,我们都像过年,不挨打,有糖吃,有红甘蔗吃。我父母叫她“袁国华姐姐”,叫得很亲昵。“涨这么大的水,会不会淹到袁国华姐姐家的房子?他们住的一楼!”大河每次涨水,我都会听见父亲说。有时候是自言自语,有时是在问我母亲。“你去过中坝场?晓得袁国华嬢嬢家的房子在哪里?”几次想问父亲,但一次都没问。

长大了,才知道这位远客是我母亲同父异母的姐姐。她每次回来看徐氏婆婆——她的亲生母亲,顺带看我们。她在徐氏婆婆的老宅呆不惯,便到我们家来长住。在我看来她是大城市的人,住不惯乡下老房子了,也害怕老房子唤起她的记忆——她是跟人私奔去中坝场的,徐氏婆婆没能挡住她。

“徐氏婆婆为啥不跟袁国华嬢嬢去中坝场而要一个人住?”有一次,徐氏婆婆从楼梯上栽下来,我跟母亲去看她,我问母亲。母亲的回答是:“鬼才晓得!她有亲生女子不靠,赖到这儿就是想靠我们!”我听了觉得不对,袁国华嬢嬢买给我们的红甘蔗还在嘴里甜。

巧的是,我的班主任邓老师也是中坝场的人,并且认识袁国华嬢嬢。每到寒暑假,邓老师便会摸着我的脑壳惹我:“走,跟我去江油找你嬢嬢!”自然,我一次也没去。看着筏子一架一架从长河湾漂过,我想的最多是坐筏子去中坝场找袁国华嬢嬢。

我最后一次去给徐氏婆婆砍柴已经上初中了。二哥砍,我还是站在堰盖上看。“不指望你,你就是个书呆子!”二哥在半岩上砍一棵夜槐树。我说:“夜槐夜槐,把老婆子的屁吹出来!”那一次,徐氏婆婆一人给了我们五毛钱,我买个盖子上有两只小鸭的文具盒。

从老宅子出来,已经走到我父亲的老家外面了,我又跑回去,问徐氏婆婆一个话。我砰砰砰地打门,徐氏婆婆半天才给我开。“我还以为是哪个,人家抹个澡!”她光着上身,两只乳房若面口袋一样吊着。我闻过刨花和嫩玉米的气味了,本能地把徐氏婆婆的上半身与那个骑白马的人联想在了一起。“徐氏婆婆,我问你个话,你咋不跟袁国华嬢嬢去中坝场住?”我低下头,不敢看她的裸身,“她们没有接你下去?”

徐氏婆婆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把我带进了她的卧房。黑黢黢的一间屋,门槛很高,地坪很低,隐约看得见一个梳妆台。“给你看样东西!”她划了根火柴,点燃桐油灯,“你嬢嬢都没给看过。”

是一个秤砣。我注意到她上嘴唇的伤疤,突然明白了。还有一张照片——是照片吗?照片上人的头部被挖掉,只剩颈项一下的身子。也有可能是烧掉的,年代久远,蒙尘遮住了火烧的痕迹。我握了握秤砣,隐约感觉到了什么。

我生晚了,没能看见桂香楼。我外公是否看见,我不晓得。他应该看见。一幢三层的木楼,在岩子头上面的官道边,不管是在长河湾还是在竹林盖看见,都颇有气势。有人说桂香楼是青楼,没有考证,我觉得不是,它就是个茶楼,顶多是个烟馆儿。endprint

没有楼,没有桂树、桂香,但留了地名下来。“我从白草上来,在桂香楼下的车”“刚走到桂香楼,雨就来了”“长桂人民广播站,现在播送通知,今晚上在桂香楼放映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跑快点撵得上,他才走到桂香楼”……

我从江油回来,在桂香楼下车,走到岩子头突然不想走了。我想起了我父亲的样子——他背个须笼,拿把金锤,或者扛一扇金门,脑壳偏在一边,脖子上的青筋绽出、曲扭,像一根根幼蛇。他不欢迎我回去。他嘴上没说,但心里不欢迎。我工作几年了,没有存一分钱,没给他买过一包烟、一瓶酒。

我在岩子头坐了很久,不知道自己是该回去还是该进城,或者趁早搭车回江油。

六月的午后很安静,青蝉还没开始鸣叫,水田的秧苗刚刚返青,阳光四溢,干辣干辣的。我坐在青杠树荫里,身上照着花花太阳。眼前是绿色的微微蒸腾的村子,稍远一点便是河湾——从錾子岩转过来,穿过麻柳林,然后是长滩。河床满满的,缓水幽深,像肉体,激流奔涌,听不见声音。中堰里不见一个人,楼坎底下、山边里也不见一个人。我坐在青杠树底下,视线分明,脑壳里异常清晰,有一会儿,甚至直觉到了我外公活在的时光——溅了稀泥、稍显暗淡的光线与色泽,像一面褪色的石灰墙。

我还是回了老家。老屋关门闭户的,前面院子里也没有人,我又不愿意去村子里问别人。太阳西下,再有一拃拃远就落到山背后去了,夕阳洒在江面上,幽暗而纷乱。外婆不在了,也是我不想回老家的原因之一。外婆在,老屋的门永远都不会上锁,都只是带着,最多扣着、插一根水捞柴。

我去了龙嘴包。日线移到了錾子岩,河风吹来凉生生地。龙嘴包是我最爱去的地方,它矗立在涪江一个拐弯处的江岸,长着不多的几丛灌木,大部分都是裸岩,下面是汹涌的回水。我爱到这儿来眺望县城,也爱到这儿来想一些少年心事。二十二岁那年,我骑自行车从城里回来,特别有感于报恩寺与清真寺之间的宰牛巷,跑到这里来写了长诗《红巷子》。

我外公牵涉的两桩人命案中的一樁也发生在这儿。

擦黑我才回去。屋里已经有灯。我听见父亲的声音,他在高谈阔论。母亲在斗火。走到老屋当头,刚看见灯光的一瞬,还以为是外婆开的灯。

这次,父亲没有做脸色,虽说我还是空着手进屋的。“多炒两个菜,老三回来了,要喝两杯!”父亲对母亲说,然后继续高谈阔论。他谈的是挖金——金融一层纸,要会看水势、山势。他说:“王匠人跟我犟?咋何样?就凭他那点点眼水,肚子吃饱就不错了,还想发财?”父亲一屁股塌在门槛上,嬉笑着说,“水势咋一个走势,山是咋一个走势,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金呀,就跟水跟山走!”我一进门,就猜到父亲挖到金了。

“咋回来得这么晚?几点的客车?”吃饭时母亲问我。

“拢得早,进不到门,跑龙嘴包去了。”我说。

要是往天,父亲听了必定会来气,筷子一摔便骂人:“人是活的,?是甩的,不晓得到河坝里拿钥匙?”今天他没生气,端起酒杯抿了一口,笑眯眯看着我。

“照今天这个样子,如果能够挖上一个礼拜,我就可以把这木头房子撬了修楼房了!”父亲端起酒杯,自个儿干了说,“你建个议,修几楼一底?两楼还是三楼?你回不回来住?回来住给你也修一层!”

我没有搭白。也没有去碰他给我倒的酒,只顾埋头刨饭。

“要是能照这个样子出上一个月金,那就不得了,到时候买一架小汽车,请个人开!”父亲连干几杯,有点醉了。

“挖几天看看再说,莫把好听的说到前头,金融一层纸,说莫得就莫得了!”母亲插了一句。

“把你的屄嘴闭到,不晓得说点吉利的?”父亲瞪了母亲一眼,母亲马上就闭嘴了。

我吃过饭便进屋了。

第二天,父亲从金河坝回来,脸上没了悦色,但还没骂人。第三天就开始骂人了。骂我成天?事不做,大白天关到门照点灯,把电费照贵了;骂我母亲摇不来门,把金都摇到门尾子里去了……也骂王匠人咬到犟,进了槽子不说行话,说些怪而古哉的话,把河神老爷得罪了。

父亲骂我的时候,我回了句嘴,这下他火了,呵斥道:“从此莫吃老子的饭!”

他不让吃饭,母亲让吃。他看见了,冲过来,从我手里把碗扡了,摔在地上,叫道:“吃吃吃,我叫你吃,吃你妈的衣禄!”

我哭了,眼泪在眼眶打转。他要炸了——他脖子上的幼蛇要炸了。母亲坐在灶门前,捞起围腰揩眼泪。

“写写写!百无一用是书生,不懂社会实践、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你娃就是个废物!”父亲把袖子挽过手肘说,“就是写,也要打鬼随鬼转,紧跟形势,你娃不改,就是把手写玉、写断都发表不了一个字!”

“我写东西又不是为了发表!”我说了一句,摔门而出。

“天黑了,你跑哪里去?”我走到中堰里,母亲追上来喊。

“你回去,莫管我!”我说了一声,一趟子跑了。

两个黑影,一前一后。我看不见。我只会內视。“莫管他,看他走哪里去!走得越远越好!永世莫回来才好!”我听见父亲说。回头去看,并不见他的影子。

母亲回去了,一路都在捞起围腰擦眼睛。我看不见,但可以想见。我爬上岩子头,坐在石梯子上,回望夜色中村子各处的轮廓以及远处河湾的轮廓。

想必母亲已经回家,父亲也平息下来。我突然产生了一种超能,把夜色揭起来,是想象的超能,一层一层,是夜色也是时间,直到那个骑白马的人出现——他看不见我,他不可能有超前的预判。之前也出现过别的人:我的外婆、徐氏婆婆、高头婆婆、我大爸、我大爸的养子(王匠人),以及袁国华嬢嬢和邓老师……还有三岁的我自己(吃了没煮熟的豇豆生病了,找土医生摸食不见好转,黄皮寡瘦,父母已经放弃找医生了),外婆牵着去县城看病……揭开的夜色一页一页,揭开的时间一页一页,放在石梯子上像一本合页书。我希望那个骑白马的人看见我、怜惜我,像他抛下的其中一个女人那样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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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死了,女人便和男人断了、和男人的时代断了。

就我对我的外婆、徐氏婆婆和高头婆婆的认识是这样。她们心里是否还藕断丝连,我无法窥知。我想,念想肯定在,记忆和印象肯定在,但就我看见的她们的生活,是没有一点男人地影响了,这个世界(其实也是不稳定的、一直在移动)只有我们、只有活在的人。三个婆婆洗头的时候我都看见过,我甚至还看见过她们抹澡,但都没有发现过去世界的痕迹。包括她们死去的男人的痕迹。我外婆眉心的伤痕和徐氏婆婆嘴唇的伤痕除外。现在想来,不是有意要忘却,而是时代要强行割裂,一条河把两个时代分开,泾渭分明,就像黑夜与白昼,谁还去惦记夜里的人?

高头婆婆高挑,有一双尖尖脚,但走路很稳。她是我的亲婆婆,但始终住在别人屋头、帮别人看管猪牛、收拾柴火,还偷偷地把我们家的东西抱回去。我问过我外婆为什么叫“高头婆婆”,这么生分!后半句只在心里想,没有说出口。“那会儿我们住在底下院子,她们住在高上。”我外婆说。但也生分!谁教的?或许也没有谁教,她跟我们不亲,就这样叫了。1980年代,大爸死了,高头婆婆没人管,每次生病卧床不起,都是我父親把她从床上抱出来,搁在街沿上晒太阳,像一个发霉的老物件。把衣裳给脱了,在太阳下捉虱子。五黄六月,她还会光着上身,两只乳房吊在胸口,干瘪得像两张笋壳。我从路口进来看见,看一眼便把视线拿开了。我感触最深的不是高头婆婆衰老的身体,而是从父亲颈上的幼蛇流溢出的孝道之光。我那时写诗,会联想很多——她当年也是这样被抱上婚床的吧!

我外婆驼背,人显得瘦小,但脸盘子不小,皮肤白皙,我现在记起,只是个影子。我看不出美人迟暮,但老一辈都说她长得漂亮,是个美人。“二婆婆长得好,所以幺爷爷才一天骑了白马过来拗她。” 前几天,我还听见袁家大兄弟这么说。他比我母亲大两岁,见过我外公。这样的话从一张牙齿掉了大半的瘪嘴里说出来,总感觉不得体。我像是捡到一粒黄豆,看见它发出了民国的芽。

“我李家妈长得好,袁家老汉儿娶她,就图过来睡瞌睡。”大哥考兵,接兵部队来政审,我父亲对接兵部队的赖连长说。他是为大哥开脱,骑白马的外公有田有地,还当过甲长。婆婆在灶房里听了一言不发。当然,父亲在说明我外公跟外婆的本质关系的同时,也告诉赖连长他要的椴木和桦木已经锯短装箱运到了江油火车站。

王宇林也说过我外婆长得好。他们是同代人。“我也喜欢你外婆,但我莫得你外公洋盘,他有枪有白马骑,我啥都莫?得,穷得响叮当!”王宇林在桂香楼对我说,“我爱跟袁朝圣耍,他这个人会耍,在桂香楼耍得不想走了,就叫我把你妈引回去。那时候都穿长衫子,我就把长衫子捞起来,把你妈包着,抱回去交给你外婆。”王宇林看着我,比了个姿势。他一百岁了,还往桂香楼走,而且不走新路,走岩子头。他拉我走岩子头,边走边说桂香楼变完了,官道都改道了,一点都没意思了。他说官道,不说公路。下坎坎的时候我去扶他,他不让扶,他说岩子头走惯了的,走了一辈子了,眯着眼睛都晓得咋个下脚。

听王宇林说话,我就想那时的桂香楼和岩子头、想我外公。眼前这个百岁老人回转去七十年,他和我外公一起爬岩子头、一起在桂香楼看戏……什么变了?什么没变?有没有没变的东西?我把视线从远处的河湾收回来,停在脚边的石梯路上。是停,也是镌刻。把目光镌刻在被包括我外公在内的人的脚步磨光的连山石上。我清楚那河湾——涨水天的样子和枯水期的样子,褐色的江水淹没了麻柳林和桤木林,锁眉草在水面浮动,水和灌木组成的河岸线充满韵律,整个河湾就像欲望泛涨的年轻的身体。

“你越看越像你外公年轻的时候。”坐在岩子头的青杠树下,王宇林说。

“莫非他还老过?”我钻字眼说。

王宇林笑笑,擤了一泡鼻涕说:“我说的是你,我还没有糊涂!”

“我哪里长得像他?”我问王宇林。

王宇林说:“你站起来,走两步,再两步……”

我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往后退,退够了——再退就退到悬崖底下去了,等他看,心想,这个人老糊涂了,眼睛不好使,还叫我往后退。

“活脱脱一个袁朝圣!”王宇林说,“额隆也是他的额隆,嘴巴也是他的嘴巴,连走累了出气都像。”

我外婆是否看出我长得像她的男人我不晓得,也从未听她说过。我刚才写了“白马王子”又删了,换成了“男人”。说“白马王子”也太讽刺了,有我外婆眉间的伤痕为证,也有辱我外婆的斯文和她对我的爱。其实,说“男人”都有点勉强,也只是从伦理和男女关系的角度,“男人”一词所包含的责任与担当他并不具备多少。我外婆也许看出了,也许没看出。她如果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出了这一点,该是我的幸运还是悲哀呢?她要是真看出了,我可以作为一种检验,检验她对她男人的爱或者恨——她爱我就爱他。

男人的死结束了女人的时代。我的出生是不是唤起了她对那个时代的记忆,以及无法割舍的恨?我不曾记得她把我搂在怀中痛哭或者落泪过。她在我童年唯一的讲述越过了那个骑白马的人,直抵红军过的民国二十四年——她初嫁的男人和他的父亲如何的被拉去当背夫,又如何的死掉,她又是如何的守寡。现在想起,我还能感觉到,她是如何的不屑于民国二十四年之后的日子——有了我骑白马的外公的日子,而唯一温暖的、可以照亮她后半辈子的只有初嫁和对初嫁的记忆。

旧城改造前,我找到了民国时的老监狱,就在老公安局里面。两排砖木结构的平房,烂朽朽的,窗户和门都被撬走。外面是大院,里面是高墙,隔着一道铁板门。我数了一下,有十八间,每排九间。哪一间是我外公待过的呢?我每间都看了,当然不晓得。靠西一头是几间不同的房间,地砖大都残破,露出灰浆,窗洞也要比其它房间小,我猜这几间是关重刑犯的。

我骑车回去,把母亲接来。她记不得了,甚至不能确定监狱是不是在这儿。“我那阵只有四五岁,啥都记不到。”母亲坐在枯死的老葡萄藤上喘气,眼睛并不去看那两排平房。“你记记,或许能有点印象。”我牵着她,一间一间走,希望唤起她的记忆。“这些烂房子,垮二垮三的,有啥好看的?”母亲走几步,就不想走了,停下来说。“我就想看看你老子住的是哪一间?”我说。公安局搬走几年了,家属宿舍还留着,老房子还留着,一直没有招到人来开发。“几十年了,看它做啥子?看它莫得一点点使处!”母亲说着要往回走。我好说歹说,才让母亲在高墙内走了一圈。她什么都没有记起。“记不起了,记不起了,房间不像是这个样子,外头院子也不像是这个样子。”母亲突然着急起来,用巴掌打自己的脑壳。“记不起算了,记不起不找了,我们回去。”我牵住母亲的手说。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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