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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散文的气度

时间:2021-01-14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蒋建伟

2017年中国散文的气度,也可以说是散文家的气度,我认为有两个特征,即:诗人情怀,家国情怀。

这里,我不妨列举10篇散文。其中,5篇具有家国情怀的散文,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也是今年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梁晓声老师的《故人往事》(原载《上海文学》2017年第7期),描写了作者当年那段难忘的知青岁月,其中的陆宁、林予、魏国学、嫂子、崔长勇等等小人物,读来让我们深思长叹,为那个时代,也为作者留给未来的种种思考。而文章中流淌出来的一些句子,颇有滋味,比如“命运之神其实每将好人推到格外需要友谊来温暖己心的人身边;那时人对好人要有本能的感觉,并且要对好人的出现有所感恩”,“生活里才没那么多坏人,电影小说里的坏人大抵是虚构的”,没了对于某种不良现象的谴责、小人物命运在大动荡历史背景下的不平和悲情,而是,对于“好人文化”一种莫大的呼唤!

王宗仁老师的《柴达木的河向西流》(原载《青年作家》2017年第5期),讲述了柴达木盆地的一条河与四个作家的故事。作者说:“向西流的河流的本质,是结识了行走在河岸上开发建设柴达木的人。”其中,包括作者本人、李若冰、王宗元、肖复华。当年,作者是一名青藏线上的汽车兵;同样,作家李若冰为了采访那些参加大西北建设的人,不惜五次深入柴达木,写成了《柴达木手记》一书;王宗元既是农场场长,又是一位作家,他把目光投向了不冻泉运输站站长老婆甘当站内招待员的故事,写活了惠嫂这个女人,朴实而又可亲;而40多年投身柴达木石油建设、骨子里全是石油的作家肖复华,坚持死后把自己的骨灰埋在柴达木之举,他的语言天马行空,大气沉稳,使故事更加感人。可以这样说,柴达木河向西流的性格,坚忍,不屈,就像当年的一批批建设者,“不管一生走过多少弯路,都要流向大海”,这是一种博大的原始生命力,在时时冲击着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灵魂!

李敬泽先生的散文《郑伯克段》(原载《当代》2017年第4期),拨开左丘明巨制《左传》中“郑伯克段于鄢”的层层迷雾,以小说家讲故事的口吻、散文随笔的书写、寓言式的宿命结语道破了“吾国吾爱”的秘密,这个秘密,又如诗歌般玄妙、缥缈。作者用笔老辣,果敢利落,文采飞扬,消化了《左传》、《春秋》里的很多史料和情节,从而梳理出个人的一个叙述逻辑和人物所在的环境的虚构。郑国国君武公面临王位传承的难题,因为,他有两个孩子:寤生和段,而王位只能传给一个人。怎么办?夫人武姜建议他传位给小儿子段,但他没有答应,传给了寤生,于是后来,最大的一个戏剧冲突产生了——母亲武姜竟然支持小儿子搞政变,兴兵作乱,预推翻自己大儿子的王位!我们看见,这一起发生在公元前722年的事件,以小儿子段的失败、武姜下囚而告终,这场大戏的主角郑庄公寤生,却陷入“君不君、臣不臣、母不母”的尴尬境地。尔后,寤生持火穿过深深的地下隧道,母子相见,“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作者说寤生“那是最坏和最好的时代,是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时代……是这个文明永恒守望的血气方刚的少年”,在接下来的周郑大战中,寤生手下大将祝聃一箭射中周桓王,天子驾崩了,一个东周列国混战时代的大幕也拉开了。作者气度非凡,大开大合,造句夸张而逼真,甚至有点糙,如“遍野巨人猛兽”、隧道“如同一个巨大的动物的腹腔”、“谁干的谁干的,让丫不得好死”,他举例寤生是重要的戰略原则的发明者时,说“劣势之下,最有效的防守就是进攻,不能停,停下就要挨打,要动起来,抢在挨打之前打人”,句句大实话,耐读。

雷达老师的散文《韩金菊》(原载《作家》2017年第6期),描写了作者初恋情人韩金菊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年代,作者和韩金菊经历了儿时的除夕夜看放炮相识、中学时期相恋、大学时代热恋、“文革”时期分离两地,直至韩金菊由于身份问题取消上大学资格,导致她抑郁生病、饮恨致死,催人泪下。我们发现,小人物的命运在巨大的历史洪流中是多么地不堪一击!这个故事,作者藏在心中多年,写作起来,几次伤心得下不下去,这里面,有痛苦,有惋惜,有不甘不舍,更有太多太多的对于那段历史的思索。这篇散文,令读者们深受感动,网上的点击率也很高。正如作者说:“我还担心老伴是否会不高兴,便对她委婉地说了。没想到,她平静地说,你能不忘五十年前美好的情感,珍藏于心,这是好的;但人的生活总会变化,又会有新的感情,这也很正常,既不要死抱住以前不放,也不要把以前丢得一干二净。让今天的年轻人看看,你们那一辈人,曾经怎样生活过,恋爱过,思考过,度过了怎样的青年时代,也有价值啊!”这篇散文的角度,与梁晓声的《故人往事》写法不同,淡化了时代背景,没有什么批判,只写了“我”和韩金菊的爱情。所以,我们读到的不仅仅是一段悲剧,一个悲情的岷县女孩短暂的一生,更多地,是对于那段大的历史的思考,对一个国家新时代的走向的展望,这,是美好的!

读蒋殊《一碗饭,一条命》(原载《散文选刊·下半月》2017年第7期),我反复在想几个问题:国破,家何在?太平日子何在?2017年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80周年,也是国家公祭日后的首个“逢十”年份,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志出席国家公祭仪式,并作了重要讲话。回望上个世纪那场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国不国,家不家,民不聊生,饥寒交迫,多少耻辱、多少血泪、多少绝望啊!作者选取的人物是“一介草民”,时间背景是宏阔的抗日战争,然而,她拒绝了大的叙述、大的描写,回忆了“曾祖父喝一碗和子饭”的故事。拼凑出这个完整的故事的,不是作者,而是作者曾祖母、爷爷、奶奶、姑姑和母亲三代人的回忆,这个口口相传的故事,内核就是:曾祖父赴死的那种姿势——逆风而跑!回家吃饭!绝不当日本鬼子枪口下的饿死鬼!他藐视鬼子、仇视鬼子、辱骂鬼子、敢于赴死!他是铁骨铮铮的硬汉子,难掩男儿血性,可他毕竟是手无寸铁的中国老百姓,只剩下自己一条老命,除了举家逃亡、骂骂敌寇、活活地任人宰割之外,他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不甘心哪!他就偏偏不相信鬼子能把手无寸铁的他怎么样!他后来就真的骂鬼子了,真的就不怕死了,变成一个不向鬼子低头的中国人了!这,相比那些真枪真刀的抗日将士,也是一种抗日的方式!中华民族无声的巨大的“怒吼声”!

作者依靠自己的想象力,去假设曾祖父为什么回家吃饭的原因,假设老人家当时的心理:也或许,他还大喝一声:“即便死,也不能让亲手种下的粮食喂进狗嘴里!”我们可以感受了作者那一个字、一个字的想象的力量!无疑,“拼凑”加上“想象”,也让作者这个不曾亲历、敢爱敢恨的老人家的死,变得何等荡气回肠、气壮山河!还有一个细节:“灶台边的碎片”,作者在文中两处提到。她强忍住悲痛的泪水在告诉读者:如果把所有的碎片拼凑起来,那可是“曾祖父”摔碎了的碗。忘记历史,忘记苦难,等于忘记我们自己。记住耻辱,我们才能在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所以我想,作者哪是在写“一碗饭,一条命”,分明在写“中华民族的碗,中华民族的命”啊!

诗人散文,是本年度散文的一大亮点,这些散文的特质非常明显,也就是字里行间充满了诗歌的语言,有哲思,有美学意义,有跳跃感,有想象力和爆发力,读起来流畅至极。

李旭的《四麦之地》(原载《散文选刊》2017年第12期),是一篇忧患感狂飙的散文力作。作者李旭的生长地,乃江苏省徐州市,中国北方小麦、南方稻米种植区域的过渡带,徐州人有种植小麦、大麦、元麦、燕麦的农耕文明历史,故,作者叫这里“四麦之地”。

这块生长地,也是“流火之地”“麦子王国的没落之地”,农耕文明的消失,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化肥、农药、除草剂对于土壤的毁灭性打击,新时期经济快速发展和农民低收入的不平衡,使李旭的忧患感剧增。当作者看到徐州农民们为了发财,把大片麦地改种上日本洋葱、各种蔬菜、种大棚、种草之后,越发痛心疾首:“无数人逃离了麦地,像候鸟一样迁徙,踏出另一条春天的路,汇成外出的洪流。”土地还是原来的土地,农民却不是原来的农民了,世道变了,他们变了,变得我们认不出了他们。说到底,他们什么麦子也不种了,他们的眼里穷得只剩下钱,他们是在自己害自己啊!我难以置信,那么多压在三十八层之下的麦地,何时才能重见天日?何时才能成为今天农民的命根子?作品气势磅礴,诗意纵横。特别是第一、二节的语言,充满了诗人的风沙之气和粗粝之风,比如“小麦是百草中尝到的硕果”,“农民们的黄金时代已经熟透了”,让人过瘾。从第三节的“麦口”,到第四节的“麦地消失”,作者笔锋一转,把重心落在了“消失了的麦地何时才能重现”这一个大问题上,让人深思,更让人类重新审视自己和土地和大自然的关系。

王剑冰先生的散文《乡间的瓦》(原载《天涯》2017年第1期),用诗人的目光打量人世间的瓦,格外关注了瓦的前世今生,瓦的故事,瓦的消失,朗朗上口,滿目清明。这里,我不妨举几个他的金句子,“天火过后,先人看到了被火烧过的东西,扁扁的,带有一点弯曲”,去比喻瓦。还有,“从一开始人们就把瓦当成一种高贵的东西”,“风撞在瓦上,跌跌撞撞地发出怪怪的声音”,“鳞是雨的瓦,甲是兵的瓦,云是天的瓦,娘是我们的瓦”,逼真,准确!他还描写了瓦的动态,说“这人,瓦着腰窜过去了”,想象力特丰富。文章结尾,作者深情地凝视乡村里的瓦,感叹“瓦是屋子上面的田地,一垄一垄长满了我的怀想”,正是有了对瓦的这浓烈的情感,作者才让我们听到了瓦在呼吸,看到了瓦在说话,瓦在走路,瓦在飞翔。瓦穿越人类文明史,和我们一起走向更远的地方。

韩静霆老师的《妻妾成群的王家大院》(原载《散文选刊》2017年第5期),是作者充满诗人情怀、想象力瑰丽的一篇佳作。在这座充满人生悲欢离合的王家大院里,作者冒着冷雨,来到江西广丰的王家大院采风,而他的思绪,却“穿越”到了清代的赣北小镇上:“我”变成了一个小货郎,游走到了王集贤的大院前,走进一群女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主人王集贤三十七年修建大屋的举动,晚年残烛照孤影的凄凉,不禁让我们读出了一身冷气。全文没有什么华丽的词藻,繁复的铺陈,却诗意飞扬,情趣盎然!

鲍尔吉·原野《水啊,水》(原载《散文选刊》2017年第2期),诗意隽永,视野开阔而辽远。作者的语言幽默,俏皮,比如,“80岁的姑姑正完成由人类到植物的转化”,“脖子上有鱼鳞式的污渍”,“表弟说这家打井了,不光庄稼好,能洗澡,洗衣服,要的儿媳妇都比别人家的漂亮”,幽默中透着苍凉感,暗示着天气的极其干旱。而文章中的几句对话,更深挖到了我们眼帘的那口井:“表弟脸憋得通红,低头说,我有个事,想说”,“你说”,“我想向你借钱打一口井”,“我想了想,借就是捐,他们还不上。我说,我回家给你电话”。而表弟跟随作者来到城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一次澡后,发出那句“在这里洗澡,都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的感叹,让人心酸。

刘庆邦先生的散文《陪护母亲日记》(原载《十月》2017年第4期),看似东拉西扯的描摹,枝枝蔓蔓的叙述,但当这么多的枝蔓归拢一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作者正是用电影般不断闪现的镜头语言,制造出了一位平平常常的、亲亲热热的、陌生了的母亲来。这类散文,通常都是用非常沉重和深情的文字,满篇煽情的腔调,但是,在刘庆邦的笔下却是那么轻松诙谐,有些幽默。比如,“母亲说,妹妹还不如她,她虽然也没上过学,但还认识几个字,起码认识自己的名字。这时母亲身边正好有一张报纸,母亲指着标题上一个‘大字,说那是个‘大字。母亲一伸手不当紧,扎在她手上的针头脱落下来,还带出了血。”这个细节,抓得好!他还写到二姐的二儿子,说“永魁有一次用架子车拉着一百多斤豆角到集上去卖,因价钱要嫩了,顿时围上来一群妇女抢购。永魁眼看招架不住,说不卖了,不卖了。但那些妇女哪舍得放手,有人趁乱打劫,不给钱就溜了。结果,那么多豆角,永魁才卖了七块钱。永魁找到我母亲,说了他的遭遇,哭了。我母亲给他补了五块钱,他才敢回家”。母亲补钱,侧面表达了母爱,一种善良。作者用一种娓娓道来的口吻,不轻不重,不急不缓,却令人印象深刻。可以这么说,《陪护母亲日记》虽然一篇散文,记录了生活的原生态,但充满了诗歌的跳跃感,电影的散点化,其谋篇布局下了一番工夫。

当然,2017年的好散文远远不止这些。李皓先生作为一位诗人,也开始朝散文这边转身,他的散文《少年行》(原载《文学港》2017年第6期)结实,浅白,有“铅笔、钢笔和毛笔”、“生炉子”、“复课生”、“写信”四个少年时的片段,语感顺畅,句子朴实,富有诗的明快活泼的韵律和节奏。我比较喜欢“铅笔、钢笔和毛笔”一章,作者从写字的时候三种笔的用法,从每一种笔和他的人生小事,进而写到“给小学二年级的女同学尹大平送铅笔留念”、“因为一件崭新的的确良白衬衣溅上了墨水而被妈妈打”、“爸爸买了一捆累似烧纸那样的纸让我练毛笔字”等细节,亲切,久违。在结尾处,作者说:“一手好字,是人生的财富。我想,不求达到书法的境界,但求对他人的尊重,也要工整而为之。”至此,笔和字的关系一语道破,也道出了作者写作此文的目的。如果以后,作者有意把某一个细节伸展开来,独立成文,肯定是更好读的。

叶梅先生的游记散文《根河之恋》(原载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根河之恋》一书,2017年12月出版),由大兴安岭地区的根河起笔,写到了北方族群部落逐河而居的鄂温克人、女猎手玛利亚·索、作家乌热尔图以及根河桥边“让我看不清模样的”“让我忍不住热泪盈眶”的女舞者,这一群一群的大河之源的儿女们,祖祖辈辈在根河两岸繁衍生息,奋斗死亡,怎不令人热血奔涌?作者行旅之中,不止一次联想到自己的故乡恩施,那句“我知道我来过了但却远远抵达不了这河的深奥,我只能记住这些人和这些时光”引发的感动,对于我们脚下这片土地的感动,惹人动容。另外,《根河之恋》开篇的气势也颇有大将之风,比如“如果是春天,根河会从厚厚的冰层中泛起春潮,河的生命力会巨大地进发开来,它推去坚冰,欢快地伸展腰肢”,“为什么会是黑色的河呢?是河两旁茂密的草丛和树林染成的”,“地球上如果没有河流,也就没有人类”,以及文中“他们的孩子取的是鄂温克名字,成为这新部落的新一代”等,沉静大气,雄浑起伏,乃意外之笔!

张勇进先生的新作《河仙,海神,我永远的故乡魂》(原载《散文选刊》2017年第9期),明里描写了故乡犁头沙渔村,实际上回忆了奶奶、爷爷的故事。作者的故乡是江海交合处,每年三月底到四月初的时节,白色的九洲江江水和深蓝色的东海海水就冲撞在一起,能腾空卷起一白一蓝两条巨龙,惊心动魄,天昏地暗—那是爷爷奶奶辈的故事诞生的地方。两位老人家有着怎样传奇的一生呢?且不说奶奶曾经和“我的爷爷”当过地下党、打鬼子、杀汉奸,且不说爷爷1950年参加过解放海南岛战役,单就一句“老家的人捎来口信,说今年河仙和海神谈判妥协了,九洲江下游和北部湾东海岸的黎民百姓今年又会风调雨顺啦”,足以打动我们。作者把爷爷奶奶比作老河仙,敢于跟凶恶的海神搏斗,所以后来,才练就“我”这样铁骨铮铮的性格,故乡人的性格,下笔何等干脆!

赵培龙的散文《苛严的背后》(原载《散文选刊》2017年第9期),角度很独特。作者一反人物散文的旧套路,回忆了做事比较苛刻严格的毛科长,通过对“我”三番五次挑毛病,促使作者不断学习、钻研、成长成熟,乃至成为单位的笔杆子。以“严厉”的标准要求自己和他人,教育他人,是我们在这个新时代急需的,也是必须具备的一种好习惯。

那么,一篇好散文的构成,主要有哪些特质呢?

第一个重要性,就是思想。

中國在二千五百年以前,诞生了伟大的思想家老子,他写过《道德经》,其中有很多至理名言,比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还有“以柔克刚”,还有“上善若水”……很多这些古代的治国理念,包括一个民族的精神,都在这本书里面有反映。不同的人,包括学派学说、先秦诸子百家,都或多或少地在《道德经》里面延伸出很多学派、哲学思想。第二位大思想家,我觉得就是中国近代的哲学家冯友兰。冯友兰是中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著有《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中国哲学简史》等哲学大作,享誉中外,被誉为“现代新儒家”。他的祖籍在河南南阳的唐河县。有一年,杂志社举办笔会,我们到他的故里参观,我发现了一个大皮箱。这个皮箱,陪伴了它的主人长达半个多世纪,女儿宗璞在他死后捐给了他的故里。当年,冯友兰在战火纷飞中,掂着这个皮箱离家逃亡,颠沛流离,始终抱着一颗忧国忧民的心。1946年5月,西南联大的使命结束,冯友兰为联大纪念碑撰写了气势磅礴的碑文,冯友兰自己也很看重此文,晚年回忆说:“文为余三十年前旧作。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也正是1937年至1946年,是冯友兰学术生涯的关键十年,形成了他宏大的新理学体系。拥有这种大思想的人,他多难的经历是一笔财富,他罕有的著作或者巨大的成就也是一笔财富,这样的人,我们是很难遇见的。2017年8月底,我到广东省廉江市采访,遇见残疾人刘国贵,也是让我眼前一亮,他身残志不残,自学了拳术、医术、笛子演奏、打鼓、美术、音乐作曲等,在省市、全国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还创办了一家民办幼儿园,事业做得很大。他讲他的身上的一些经历,一生经历了四次大难,两次自杀,他都坚强地走了过来。从他身上,我感觉到一种震撼,一种在苦难中坚守,在苦难中向着自我挑战的一种抗争的东西。

我们每一个人在这种大的时代背景下,不能被现代安逸的生活养成了懒惰的习惯,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危机感。也就是说,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面前,依然是一个矮子,依然没有话语权。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引领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民族变迁的一类人。我们应该为自己从事的高尚的事业而感到自信,要有文化自信。20世纪初叶,五四运动时期,有那么一批作家,他们担当起挽救民族大业、唤起中华崛起的重任,怀抱大我,抛弃小我,这,绝对是要引领一个民族向前走的一个动力。所以说,你写一篇散文,不在于语言美、角度新、故事好,敢于剖析自己,我想还远远不够,关键看你的胸怀是不是高远。我有一张电影卡,每个月至少看两三部“好莱坞”片子。“好莱坞”的片子与国内的片子区别在于思想。中国拍片子是哪些人呢?演员是没有文化的演员,导演是没有文化的导演,摄像是没有文化的摄像,发行商是没有文化的发行商,甚至投资商都是土老帽、大款、房地产商,一夜暴富的煤老板,他们满脑子装的都是人民币,而不是思想。那么,这样的一群人聚集在一块,七嘴八舌那么一侃,就形成了一个剧本,开拍以后,出品人、导演、制片人、演员、发行商和其他的参与这个剧组的人,都可以修改剧本,编剧倒成了配角。改来改去,一个影视剧的思想改没了,哲学思想改没了,灵魂改没了,剩下的,只有一个四不像的故事的壳,一个闹剧,你把观众当傻瓜呀?甚至有人说,拍电影电视剧,可以不要剧本,原封不动地植入我们的现实生活,就可以了。你想想,能拍出什么样的好东西?任何一部艺术表现形式的作品,文学是核,它,代表了人类的思想和求索。没有了文学,人就脱离了人群,就沦为工业化流水线上的一个产品,变成了一个没有特立独行的、没有感情的移动物体,一群快速走向集体性死亡的东西。我们这个时代,人心浮躁,膨胀发热,许多人都在一蜂窝跟风、模仿和盲目规模化,但是,越是这样的时候,荒无人烟、眼前白茫茫不长一根草的情况下,就越要求我们作家要站出来,我希望我们是那一棵小草,那一棵小树,能引领着长成一片森林,一片草原出来。

第二点是语言的重要性,地域的语言。

地域语言在散文创作当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比如现代作家废名先生的语言,轻轻的叙述,淡淡的美,让我们时刻都能感受出一种清新隽秀来。他秉承了中国诗词之风,用字惜墨如金,清苦,古旧,且艰涩,造句干净了得,以至于他小说、散文、诗歌里的句子像写诗一样简练,不浪费一个字,多恍若隔世、诗意飘散,别于当时的旧时文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沈从文、汪曾祺、何其芳、卞之琳、刘庆邦等人的创作。尤其,废名先生“作品里不留一字废话”,宛如舒缓的小夜曲般迷人。在这里,不妨引用几行废名先生小说《桥》,“天井”一章原文片断:

“灯不要吹好了。”

小林也很知道感激,而且真心诚意的……史家奶奶一走开,实际上四壁是更显得明亮了一点,因为没有人遮了他的灯,他却一时间好像暗淡了好些。眼珠子一轮,随即就还了原,没有什么。这恐怕是这么的一个损失:史家奶奶的头发太白了,刚才灯底下站了那么久。

灯他吹熄了。或者他不喜欢灯照着睡,或者是,这样那边的灯光透在他的窗纸上亮。他晓得琴子同细竹都还没有睡。中间隔了一长方天井。白的窗纸,一个一个的方格子,仿佛他从来没有看过光线,小心翼翼。其实他看得画多,那些光线都填了生命。一点响动也没有,他听。刚才还听见她们唧唧咕咕的。这个静,真是静。那个天井的暗黑的一角长着苔藓,大概正在生长着。“你们干什么?”忽然若不平,答不出她们在那里干什么,明明地点着亮儿。不,简直没有答。说得更切当点,简直也不是问。

废名先生这种“恍惚感”,充盈在字字句句当中,很有现场的画面感,内心也便随着男主人公小林的心理活动变得忐忑不安。这里的每一个字,好像每一行绝句,都是有生命的,有各种各样的心理语言暗示的,有表情和动作的,一下子能刻在你的心底,这就说,我们和小说男主人公一样,在感情上是共通的,都有着“简直没有答,简直也不是问”式的心理小挣扎,一个是情窦初开的少年,一个是不知不觉地恋爱中的少女,嘿,这画面,有趣。

再比如,上海作家金宇澄的长篇传记文学《回望》,第二章叫“黎里·维德·黎里”,写了1937年4月,日寇入侵中国,他父亲和一大帮高中同学在杭州大营盘参加全省军训的间隙,去看望二姐的情景,语言生动,诙谐,还有一点点“鬼”。且看——

这次父亲来信说她到了杭州,我非常高兴。隔天照信上的地址找到艮山门,走进一个上海里弄式的房子,刚上了二楼,不料正与她迎面相遇。我热得脱下军帽扇风,她见一个光头对她傻笑,竞认不出我来,“僚(你)寻啥人?寻错人家了!”我叫声:“阿姐——”“啊呀——是弟弟哩,剃了个光头?从啥地方来呀?”见我这身打扮她大为惊讶,两人哈哈大笑。我摸光头说:“军训啊!”——我十八岁,她二十一岁……

二姐是为了服侍高龄的公公,特地带了女儿搬来杭州。她介绍我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见了面,实际也不过六十岁左右的年纪而已,较显苍老。知道我在杭州军训他非常高兴,眯起老花眼从上到下对我打量一番,马上叫我姐姐:“‘代名词,去买点心给弟弟吃。”说来好笑,据说姐姐初到夫家时,学生气未脱,有一回大发议论说,人的名字,不过是个代名词罢了,怎么取都可以。听者大噱,遂给她起了“代名词”的绰号。以后姐夫全家上下都叫二姐为“代名词”而不呼其名。

金宇澄的语言里,出现了“僚”、“哩”、“啊呀”、“代名词”四个陌生的词儿,其中,“僚”、“哩”、“啊呀”都是上海方言,读来有一种亲近感;“代名词”原来是二姐的绰号,包含了一个幽默故事,更增添了这个细节的生动性、趣味性。类似的金句子,或是土语,在他的长篇小说《繁花》里被频频使用,比如“有事体”、“骚皮”、“赞货”、“花头花脑”、“姐妹淘、手帕交”、“塑料粒子”、“有情况”、“哇啦一叫”、“上海女人三字真经,作,嗲,精”、“女人皮肤要白,猪膘肉最有用”等等,人物的对话也非常精彩:“5室阿姨说,小珍越来越好看了。阿宝说,背心的尺寸,哪里弄来的。阿姨说,我的眼睛,就是一把尺。”这样一部新世纪以来最优秀的地域小说,毫无疑问得到文学界公认的好评,斩获了“茅盾文学奖”等一众奖项。可以说,得大奖和赢回读者好评一定是有原因的。

我觉得就是这种“趣”,中国传统散文里面的“趣”,我们在研究和创作散文的时候,不要丢掉它。传统散文里,闪烁着“趣”、“情”、“思”、“礼”这些元素,尤以“趣”,更是秉承了古代诗歌、古代戏剧、明清章回小说的美学特质,不同的时代气象、人文气度,使散文有生气、有表情、有玲珑之美。散文的出现,延长了诗歌的生命。散文的多元发展,催生了小说的出现。而今天的散文创作,作者们不单单仅限于纸质媒体,而是网络自媒体、QQ、电子邮箱、手机微信、微博、博客,各地文学网站、论坛,多则几千字,少则三五十个字,从传统意义上的投稿、选稿、高门槛发表,到如今的无门槛发表,网上,手指一动,鼠标一点,秒发!我担忧的是数量多了,质量差了,俗气多了,恶搞多了,无厘头多了,自虐多了,但是,情怀没了,思想没了,趣没了。

散文越写越短,不是越写越长的。古人讲短小精悍,以小见大,尺幅惊澜,微言大义,都是指的是散文。我觉得短是体现在它的字数上,所以我觉得很多作家,一写散文就是个几万字,十几万字。我觉得那就有水分了。如果一个散文十几万字几十万字描写某一个事件的时候,想必有虚构,想必有水分。這个水分,就是远离作家真实情感的部分,是虚构多于真实的部分,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来,能看穿。如果说小说作品虚构的各种现实,可以编,但是,散文不行。我读一个散文作品的时候,每每看到这些虚假的、脱离生活的时候,就感觉到很恶心,不能接受,有时候我忍不住就给作者打电话,批评批评这个作者。我们在描写的时候,一要注意字数,注意小说或者散文的节奏,因为,字数最能更好地控制一篇作品的叙事节奏。第二,散文里面的“小”体现在它的小品。这个“小品”,可不是中央电视台每年除夕晚上的春晚小品,而是明朝和清朝散文里的小品,“品”是一种品相、品位,而不是脸庞。既然是“品”,它和那个明朝的“士”一样,有一句话,叫“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那么,它反应的是古人的一种情操,做人的一种底线。所以说,“品”也是散文作家的一个底线。当代散文,我总感觉“品”的观念没有了,这种底线正在消失。每一篇作品,就好像是你自己的一个天地,字数就是天和地的边界,就是舞台。比如说,1500字,800字,300字,甚至不足100字,你只能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演出。如此,才能反映出你散文创作方面的水平高下。举个简单例子,你写母亲,用800字写,别人用8万字写母亲,都是同样的效果,同样达到那种艺术感染力和思想高度,我想,大家更喜欢那个800字的文章,而不喜欢8万字的文章。我心中的好文章标准是什么呢?好文章的标准是:文章再长,读起来不觉得它长;再短,读起来不觉得它短。假如说你读一篇散文,读一页就感觉不想读了,说明它差得太远了,不是什么好文章。你就会有一个评判。其次,好文章还体现在它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情感的真实,是我们很多人缺少、忽视的。如果你的情感是游离在外的话,你这个散文肯定是假里假气的、做作的,这样的散文是垃圾。我觉得,我们在写它的时候,一定要写你对当时的人和事、当时的场景、当时的情感、细微的心灵感应,所有感官的、触觉的、视觉的、气味的、气息的,就是要把这些呈现出来。

举个简单例子,当我们在散文里回忆母亲、父亲的时候,结尾一般都是“我”泪流满面,“我”的母亲死了多少年,忽然有一天,“我”做梦梦见她了,醒来的时候,“我”的泪水沾湿了枕头。或者是“我”要离开家的时候,母亲站在村口或者站在哪个拐角树下向“我”挥手……我觉得这种事或许有,但是不细致。但这样的镜头,这样的局部的细节特写,毕竟不是人人看到的情景都一样。但是,为什么我们都往一个路子上写去了呢?写俗了呢?因为挖掘不出新意,因为创作的角度不新颖,或者说你写的是读者们应该有的场面,一种你想象的场面,而不是你自己亲眼看到的场面,所以,只能写不好了。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为什么写得那么好?因为,他写出了自己的父亲与众不同的一种细节:父亲跨过横栏,臃肿的背影有些丑陋,有些渺小——朱自清在“审丑”。他在化丑为美,丑陋的父亲形象代替了高大魁梧的父亲形象,一下,就跨越了很多很多同时代的这类题材的作家,这类作品。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用的一种场景,一种表述,一种句子。一定要跳出来。你比如说写一个人泪流满面的时候,你能不能记叙一下你眼泪产生的过程?描述一下你的眼泪如何淌出来的?或者写出你的眼泪的温度,或者其他方面的。你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把过程放大镜头,慢慢展开,细化,那么,纵然是写很老旧、很熟悉的一个场景,你也会把它写得很有意思。我觉得在这点上,散文作家要比小说作家来得容易,因为散文的字数一般很少,篇幅很短。

好的文章,一定要让人看懂,让读者知道你。那么,别人就会知道你的思想。为什么说大雅即大俗呢?我就把这话反过来说,先俗,后雅,一定要把雅的问题向俗中去说。这个俗就是大众,向大众明白地去说。这个表述,我觉得才会更有意义。这就像做一件事,管一个很复杂的事,写得很简单,把一个逻辑很乱的一种状态,把它表述得很简单,很明晰,而不是说这个事越写越复杂,到最后也不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把主线给忘了。就像一棵树,它有主干,你把主干砍了,这棵树身上再长出很多的小树枝,那么,这棵树就不是我们看到的平常的一棵树了,就成不了材了,做不了家具,也做不了盖房子的很多的东西。我觉得这就失去了物体的实用性。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作品,语言的表述是不是成熟,标志有两点:第一就是语言要“朴实”。一开始,你的语言可能很洋气,用了很多华丽的辞藻,但是最后,你还要回到这种“朴实”上,这一点,在很多中国当代先锋作家身上变现得就很突出。为什么要讲究“朴实”?朴实的目的,是让人看懂,是对生活的观察和提炼,并不是俗气。另外一点,你的语言要有创造力,造句时要具有创新和唯一性。第二点就是语言的亲和力。我们读一个自己喜欢的作家的作品,语言的亲和力要占百分之九十。也就是说他作品的语感,语感就像我们吃东西口感。我觉得就是口感。就如吃一道好菜,一口咬下去,丝丝入滑,你的第一句话出现的时候,我们一口咬下去,哇,感觉好特别,那种丝丝入滑的感觉,好特别啊。那种很细微的感觉,很合你口味。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差别,差异。而不是我们看到的,大家都这样写,写家族史,他爷爷怎么样,他奶奶怎么样,怎么从白手起家到新一代人雄起,最后,是整个家族的破落……

美国有一个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一生饱受病痛折磨,十五岁时患风湿热,但被误诊和误治。之后,她经历了三次中风,那么多的疾病,严重摧残了她的身体,29岁瘫痪,她1967年9月29日在纽约去世,活了50岁。她50年的生活是属于灰色调的,孤独、孤立的,所以,她的作品多描写孤独的人,22岁完成《心是孤独的猎手》的创作。她写过《伤心咖啡馆之歌》,这是中篇小说,写了很多乡村畸形人,每一个人都是那种好像读起来让你自身有种在零下十几度的旷野当中,茫茫大雪当中,让你走不到头的那种感觉。一篇散文里,可以不讲这个过程,可以没有故事的结尾,也可以没有故事里很多人的描述,或者人物的前因后果,它不需要。好的散文,需要的是什么?你要呈现的这个作品,你要呈现给它的,你心里面所要没有达到的那种说不清楚的感觉。我觉得一个事物,或者一个瞬间,某一种情节,需要我们关注,比如它细腻的,细小的,从来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那种恍惚的朦胧的变化,美学特质的变化。

第三点,阅读的重要性。

一个作家,无论你停下笔多少年,但是你不要忘了两件事,一个是阅读,要读有思想的书,能给你带来营养的书。第二个是你的思考,不要停止思考。如果,一个作家老是停留在过去思维,没有了思想,你就脱离整个创作的潮流。每个人从小长到青年壮年中年老年,你的心智、心理、生理、身体的许多器官都是在发生变化的。大家想一想,文学创作的思维和思想能停止吗?不能停止。包括每个人的思想都不能停止。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两个大学生,一男一女,在大一的时候谈恋爱。大三的时候,然后实习,然后大学四年都在一块,那么,实习完了以后,其中男的娶了一个国外的老婆,或者考研娶了另外一个考北京上海什么的。另外一个女的就没有考研,直接参加工作,那么他们的爱情会不会发生变化呢?这个变化很大,充满了很多不確定性,很多变数、未知。我们的散文创作要面临的,也像收获未知的爱情一样。很多事情,我们在思考它的时候,首先常常把自己的主观臆想的判断强加给别人,这个是错误的。一个作品,呈现出来的东西如果让别人没有一点的借鉴,或者没有超出别人的时候,别人为什么要发表你的文章?

我们为什么要阅读?曹文轩先生说过:“检验一个民族是否成熟的一种标志,是该民族是否把阅读当做一种风气,一种风尚。”但是现在,我特别轻视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我在北京坐地铁的时候,很多人,十个人有九个都在看手机,看短信,看笑话,玩游戏。然而,如果你是在法国,在德国,在意大利,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在看书,他们在公园内、地铁里、街边长椅上、商店里,在每一个你可能看见的角落都在看书,读雨果的书,读莎士比亚的书,读托尔斯泰的书,读卡夫卡或者海明威的书。前一段,我还读到一篇文章,叫《穷人看电视,富人看书》,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精神品质的问题。我们现在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是平均每个人每年是1.5本,而法国一个人一年是读26本书。从这个数量来说,中国人缺钙,缺的是文化的钙。我们的作家首先要从今天起,要做一个爱读书的人。要读自己喜欢的书,或者喜欢的杂志。一个搞文学创作、搞诗歌创作、搞散文创作的,如果不读《散文选刊》,不读《人民文学》,不读《读者》,或者不读《小说选刊》的话,你肯定不知道别的作家们想什么,写什么,当下最优秀的作品是什么?比如说你想了解国外的翻译作品,国内主要有三本杂志:一本是《译林》杂志,一本是《世界文学》,第三本就是我们的《海外文摘》杂志。如果细心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海外文摘》每期都要刊登国外作品,长篇,中短篇,散文随笔。比如,《海外文摘》2016年第6期杂志里,发表过墨西哥的诗人卡柔·布拉乔先生的诗歌作品,叫《微风》。诗人写道:

微风用它的指尖触摸

叶子柔软的背。它们闪烁

并且温柔地颤动

它们受到惊吓,向上抬起

一次,又一次地呼吸

叶子醒来了

它们随意地弹奏着风

如同盲人敏感的手指

摸索着辨识它的边缘

它起伏的外形,它的厚度

它们浮动着

这些流畅而无声的琴键

他就让你感觉到世界那样的转动,微风吹拂,树叶起舞,无论是在地球上的白天还是黑夜,“叶子醒来了”,“如同盲人敏感的手指”,这一刻,非常美妙。我覺得这是多少年来读到令我非常难忘的句子。许多的作家,一篇散文或者一篇诗歌里面、小说里面,没有让人记得住的句子,我觉得这是失败的,哪怕标题也行。重要的是,你要让人记住你心里无意识地流淌的思想的火花、流淌你的那种才情的火花,只有那样,你才能出现或者偶尔出现这样能够唤醒共同感动的句子。我们许多作家,手头的阅读很有限,写的,自己写自己,写自己的经历。但是写到最后,自己的事情总有写尽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自己的眼光跳出自己的亲人,跳出自己的琐事?去写写他人,写写他者,写写社会,写写这个国家。只有那样,我们的散文创作,才能体现出你的思想高度,灵魂之上的高度,跳出自己那种坐井观天的那种思维。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写了一辈子也写不出来的原因。

为什么要阅读呢?阅读给我们自己,给作者一个好处是:积累素材,积累别人的素材,或者类似的素材。能够引起自己一些其他方面的联想,或者说自己相同经历的人物,或者人和事,或者风物,相同的素材。第二点,我们作家们,还有两个方面,一是写日记。每天经历过很多事,看到的人呀,物呀,这些把它写下来。或者晚上,然后过几天就不会忘了。这样的情况下你积累的素材非常有用。还有一点是最后一点这是咱们还有一个方式是什么呢?你的口袋要时刻装着一支笔,几张纸,或者一个小的笔记本,你的许多的灵感、思维、思想是随时随地产生的。如果你没带的时候,想记录下来,时间过去了几天之后,或晚上你就想不起来上午发生了什么。

说到这里,我以三个人为例。

第一个是作家高洪波。大概是2017年的8月份吧,我跟着作家高洪波和他的夫人、巴根夫妇回他们通辽老家去,发现高洪波先生每天写日记。基本上,那几天的活动都是晚上11点才结束。白天,我们在沙漠草原上游览采风,自然少不了吃饭喝酒,加上蒙古人好客好酒,边喝边唱,直到深夜。然而,他回到宾馆住处还坚持写日记,写到凌晨一两点。我觉得这样的作家,他时刻在积累素材。记得有一个细节,我们参观一个景点时,他问奈曼旗的布仁旗长,路边铺的地砖有哪些好处?为什么是彩色的?布仁旗长说,我们脚下的砖是我们当地的专利,是用沙子做的,环保,透水,漂亮,而且做成彩色的地砖,更像一件件艺术品,宛若草原上一望无际的野花般好看,芬芳,全国仅此一例。草原上不缺沙子,如何让沙子变废为宝、造福人类是全世界的难题。沙子的吸水能力强,往下渗得也快,用沙子做地砖,让我们长了不少知识。也就是那次奈曼之行,我认识了内蒙古的打瓜,打人的“打”,西瓜的“瓜”,外型长得比西瓜小,分绿皮的、花皮的、老虎肚皮的、墨玉皮的四种,皮球那么大,非常像西瓜,但主要吃它的瓜籽。一个打瓜里,籽特别多,能吃出一两碗。它的瓤儿呢,有点咸,有点发酸,口感不是那么好,怪怪的。但是,它含糖量最低,还能滋阴,好处有很多,但不壮阳。高洪波老师说,他的老家内蒙古开鲁县,是全国打瓜之乡,而在今天,打瓜也变成了草原人民的宝贝了。

第二个人,是著名作曲家王祖皆。他的代表作是歌剧《党的女儿》作曲,还有歌曲《小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就是出自这首歌。前几年,我在北京拜访过这位老先生,他的口袋里就装一个录音机。他见了我,就兴奋地说:“今年流行两首歌,我给你放放,你听一听。”第一首是《时间都去哪儿了》,他先给我分析歌词,给我讲这首歌好在哪里,作曲好在哪里,歌词好在哪里。然后讲第二首歌《老阿姨》,原唱是韩磊,写了一个老阿姨做了好多好事,还说了它的故事背景。他说他到哪都掂个包,包里面的笔记本,录音机,随手就说出来、随手就记。我觉得从他的身上,我学到了艺术家对生活的严谨态度,就像小蜜蜂采蜜的那种姿态。

第三个是著名作家刘庆邦。刘庆邦平时爱写笔记。比如说,他每天都会出去散步,散步看到的每个细节,他把它写下来。有一次,北京刚下过一场大雨,风刮得也很厉害,风和雨把树枝刮断了以后,雨又把它向下一沉,然后树叶子都掉在地上,他就写树枝和树叶的那种气味,烂清味。这种树叶是什么味儿呢?那种树叶是什么味儿?把它综合来写,让人感觉到空气是那么的新鲜,大自然里充满了树叶的味道。如果描写的话,我们一般观察的是雨后空气如何清新,如何焕然一新,天如何的蓝。但是,你能不能描述一下它蓝的程度,蓝的过程,你看到的蓝和别人看到的蓝有什么不同?往日的蓝又是怎么样?

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叫《救荒本草》。《救荒本草》是一本植物学的书,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朱橚写的。朱橚同他一个娘的哥哥,就是明成祖朱棣。朱橚也是皇室宗亲,洪武十一年(1378)封为周王,封地在河南的开封。朱橚为了应对当时的想法,他想的不是沾了皇帝哥哥的光,而是想的是老百姓,老百姓万一没有吃的怎么办?遇到了灾荒年怎么办?在中国古代,灾荒年比现在频繁,一年就可能遇到一两次,十年九灾的情况很普遍,比如说虫灾、旱灾、水灾,都会困扰着庄稼的收成。当然,古代没有农药,也没有化肥,所以当遇到灾荒年的时候,老百姓可能就是颗粒不收,无米下炊了。怎么办呢?这个朱橚啊,就产生一个很大胆的谬想,就是让老百姓吃草来度过荒年。结果,他就在自己的王府边辟出一块田,种上从全国各地采集、挖掘出来的很多野草,观察植物们的生长过程,组织很多的文人、画家定期到田里观察,描摹,归纳,然后把这些草一一画出来。而且把这些草的特性,长什么样、特点、气味写下来。他还让厨师们做成菜,做成饭,整天自己琢磨究竟怎么吃?怎么炒?有没有毒?把它写下来。他收集的工作有四五年……这就形成了当时明朝这本《救荒本草》,这本书,记录了四百多种草。就是哪些草可以吃叶子,哪些草可以吃它的茎,哪些草可以吃它的根,哪些草根茎叶都可以吃。他就写出了这些草。然后这些草怎么命名的,这些命名都是根据当地的土语,但是也不完全是。比如说有一种小瓜,这种小瓜,它的皮很薄,熟了发黄,籽发酸的。我们当地像瓜类一样藤蔓类植物,秋天结果,我们那里叫马炮,骑马的“马”,炮火的“炮”。很多的意思,结果这个朱橚给它起名叫马雹,冰雹的“雹”,这个不是非常正确,这个冰雹有大有小,不像马炮,我觉得,像这类植物自己也可以写一下。

非常有意思的是,我有一次坐飞机出差,旁边坐了两个湖北人,孝感的,一对夫妇。他们看我看了这本书,都是古文。那个男的问我,你看的是什么呀?我说,我读的是《救荒本草》。这是什么书呀?我说这是植物类的书,草类的书。他老婆就说,我也喜欢这类书。然后她夺过来,她说怎么是古文?看了有什么用啊?我说我喜欢草。她说现在我们吃得那么好,不需要吃草了大哥。我说我们现在是不吃草了,但说不定哪一天就会有灾荒之年,就需要吃草。她说,哦,那回家我也买一本。这说明什么呢?我就觉得,如果是好的书,就会发现很多的乐趣,获得很多知识,而不是整天傻乎乎地宅在家里看电视连续剧。

最后,希望大家在创作中,保持自己的语言个性。这样,你的散文才能属于你自己,才能找到我们所需要的气度来。

责任编辑:曹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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