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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雪皑皑

时间:2021-01-14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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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奶奶的存在,我是必定要怀疑父亲是不是我的生身父亲、母亲是不是我的生身母亲。好在,奶奶不会是假的,自然她唯一的儿子、我的父亲也不会是假的了。但是,即便这样,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路边捡来的孩子依然占据了我不多的童年记忆。

带着这个困惑了许久的问题,我从很早就开始了“偷窥”父亲的行径。

父亲有写日记的习惯,这个习惯大约从他读高中开始,他喜欢记日账的习惯则是他成家后开始的。我第一次偷看到父亲的日记那年六岁,那时候家里订有《小说月报》《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对了,还有《知音》《海外文摘》和《故事会》,当然,还有报纸,从上到下的各种日报。父亲看报很快,一沓报纸很快就可扫完。他的阅读习惯很好,看书也很快。但凡订回来的杂志他也都会看,看完就借给人家,而且不需要归还。我对文字充满好奇,大约是从偷看他的日记和偷看一封写给他的标着“内详”字样的信开始的。

父亲年轻的时候,很帅。帅得像某电影明星。他的眼睛深邃,双眼皮有好几层,鼻梁很高,右边脸上还有很深的酒窝。在父亲的日记里,写得最多的是他的母亲,还有关于他生命里的除了我奶奶和我母亲之外的另一个女人。当然,我在厚厚的几本日记里,也看到了他写的话,更多的是抱怨生活和我的母亲,以及希望我长大了能做一个什么样的女人。他希望我是一个才女,一个独立的、不唠叨的、可以在思想上伴随丈夫走很远,生活上又可以对自己照顾得很好的女人。

在父亲看来,有这样一个贤淑的完美中国女性出现在他的生命里,哪怕不是眷侣,也是他的梦。可是,我好像没有一件事情能不让他失望。在看父亲的信的时候,我常如芒刺在背。

父亲在我们三人的名字上花了很多的心思。我的诗云就不说了,姐姐的名字叫婧,这个字在字典里是女子有才品的意思。弟弟的名字叫鑫,父亲说弟弟五行缺金。其实我认为父亲是希望两个女儿有诗情有才品就够了,儿子是必须有钱的。从他给我们取的名字上看,他对我们寄托了无限希望。事实上,他对我们的学习并不关心,虽然他当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乡村小学校长。

我依然能回忆起父亲供职的学校,宽阔的绿树成荫,学校后面有一个很大的杉树林和两个很大的池塘。夏天我们在那玩水,在池边树林里荡秋千,捉知了,睡午觉,周围的树林传来此起彼伏的蝉鸣。

我四岁的时候被父亲带到这个小学,这让我过早地结束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我至今想起来,都不免心生几分悲凉。在今天,四岁应该顶多是幼儿园中班的及格年龄。而我自己到学校报到那天人还没有桌子高,被安排坐中间位置的第一排,屁股下面被老师专门垫了很厚的书。父亲给老师丢下的一句话是:“只要上课不闹,不需要额外管她。”

父亲这样做的原因有三:一是家里没有人带我。二则他本身就是校长,可以让我不到上学的年龄就入学,直接上小学一年级。第三个原因,大约是让我自生自灭吧。我是这样猜想的。

有一回,学校組织植树活动,分发给每个学生一棵树苗。我把那棵水杉从学校拖回来,放在家门口的河堤边。母亲一边帮我栽,一边跟我说:“待你二十岁,我便将这棵水杉树锯了,给你做梳妆台。”

老家的房子是一座三层小楼,门前一条长长的河,后院有一片竹林和一口很大的井。我时常安慰自己,他们爱我就很好,可是他们若真不爱我,又怎么样呢?倘若我就是那个捡来的孩子呢?

我时常跑向那棵水杉树,将写满愿望的小字条埋在它下边的土里。

2

父亲经常在家里提及的就是他的同学A现在在武汉做某某领导,同学B在某某国企做负责人,同学C又在哪哪哪开了家公司……他每每说起这些,一脸的骄傲却也有无尽的恓惶。这些挂在父亲嘴边看上去无比熟悉的人物,却从来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他兢兢业业工作十年,有很多奖杯、奖牌和证书,都在家里随意摆放,但有几个红色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证,是我们不能碰的,它们放在书桌最醒目的位置。好不容易要熬到升迁,却因为超生了一个我而受阻。

母亲后来跟我说,她很多次骑着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去娘家,故意往很颠簸的地方骑,她以为这样就有可能流产。但是没有。我的生命力和我日后的性格一样的倔强和顽强。母亲也尝试着把裤子上的皮带勒得紧一些,再紧一些,她以为这个方法可能流产,但是也没有。她所做的一切折腾自己身体的事情,仅仅因为凭女人的直觉:肚子里的我是一个女儿。

我和我的母亲的关系就像斗牛见到了红布。

我出生那天是1985年11月11日。湖北的隆冬。我出生的时候大雪已经下了一尺多高。那个年代,还没有手机,没有传呼,甚至农村连电话也没有。当邻居踩着积雪去学校告诉父亲,我母亲又生了的时候,他慌乱中丢下手中的课本就准备往家赶。人家又告诉他,是个千金,他大失所望,又极其淡定地折回去上完两节课。

在我上学前,因为我的超生怕影响父亲的前途,母亲三次将我送人,先是将我送给了她的闺蜜,母亲的闺蜜家有一个儿子,没有女儿,她家离我家大约两千米的距离。因为太近,我很快就找到了回家的路。

第二次是送给我的大姨妈,姨妈家的两个表姐和一个表哥都大我近十岁。在那样一个家庭里很是受宠。有一回,我在姨父的自行车后座坐着,将脚塞进了正在骑行的自行车轮里,躺在床上几天不能下地走路,打了几天点滴,脚上裹了厚厚的纱布,折腾了姨父全家一个多月,后来姨父也将我送了回来。

第三次送出去的人家,是爸爸的表哥,姑奶奶家的这个表叔没有孩子。我记忆中那个年轻的表姑嫂漂亮,喜欢笑,给我买了裙子。这次送的人家,相对来说很远。奶奶大约是牵挂我,偷偷地过来看我,我瞄到了奶奶的身影,冲上去抱着奶奶哭得死去活来。这场景我现在想起,仍觉得是太感人了,我不仅感动了自己,当时也一定感动了要抱养我的人家。

我这次重新回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暂时失去了家庭成员的地位。也许在不知情的外人眼中,我就是一个寄养在家里的亲戚,因为我弟弟这个时候已经到来了。当然,熟知内情的人也不会去点破我家已经超生了的现实,毕竟父亲是一个小学校长,并且在村人眼里仕途隐隐看好。

在我还不能理解义务教育是什么的时候,我便小学毕业了。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五年级,我的同学们陆陆续续地留级,又陆陆陆续续地有上一届留级下来的同学。拍毕业照的时候,和我一同上小学一年级的同学还剩一半。本来预想我会留三级的父亲,意外接受了我一级都没有留的事实。

我常听人讲起父亲小时候读书的事,在他读小学的时候想学珠算,当时家里很穷,我做木匠的舅公给他买了一个绿皮书包和一个算盘,而那时候的他,才六岁。

这一年,父亲不再任学校校长,而成为镇上主管计划生育的干部。我们家三楼有一个房间就像仓库一样,堆满了从违反计划生育家庭收缴上来的电视机和录音机,连家里小楼的外墙上都刷满了“生儿生女都一样,女儿也是传后人”这样的标语。

我和弟弟拆了很多电器上的吸铁石。有一天放学,弟弟的同学因为冲我弟说“你爸是个大贪官”,弟弟和他打了一架,这一架打得头破血流。傍晚,小朋友的家长来我家问罪。这个小朋友的父亲在镇纪委工作。走的时候,他告诉了父亲有封举报信是我父亲的一个好朋友写的。关于写信的这个人,我基本每周都有见到他,他经常和我父亲一起吃饭喝酒,并且通宵打麻将。

弟弟被我父亲揪过来向对方道歉。我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房间飘来那英的歌声:“雾里看花,水中望月。你能分辨这变幻莫测的世界。”

而我,痛恨我为什么是一个女儿身。我要是个男孩,我想,我该冲到写举报信那家伙家去,揍他1

3

父亲大约从一开始到新工作环境,就和其他一些人不合群。从学校来到镇计生办,他认为自己才华过人,上面有一把手的赏识,自认仕途平坦吧,特别是经历了举报信事件后,父亲不仅没有被清退,反而工作突然变得更加顺利起来。

有一天,父亲办公室的张姓女子到我家来借《知音》,她问我:“你是诗云吗?你爸爸呢?”

“我爸不在家。”

她又问:“你妈呢?”

“也不在。”

她朝房子里看了看,又问:“你们家最新一期的《知音》在哪?借我看看可以吗?”

我起身帮她找了《知音》,她便给了我二块钱,转身又骑着女式自行车走了。一会儿,又折回来跟我说:“诗云,你爸若回来,你一定要转告他,我过来找他。一定要告诉他啊。”

晚上,母亲先回家,我跟她说,今天父亲单位的张阿姨过来借书了。她借走了一本《知音》,给了我两块钱。她走的时候,要我一定要告诉我爸,她来过。

女人的直觉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母亲又去找我小姨。小姨大惊:“不会吧,姐夫这寡闷的男人,还有这魅力?”

说起张姓女子,小姨不仅知道她漂亮,还知道她是个作家。张姓女子的字写得很漂亮。最特别的是她的信都折成各种形状,信纸也很香。我后来在父亲订的报纸副刊上经常看到她的文字。每一次偷偷看完,又赶紧放在沙发边,生怕我父亲发现我知道什么。

有一回,我在一堆报纸里看到一封“内详”的信,转给了我的母親。母亲犹豫着拿起来,又放在父亲的书桌,再拿起来,后来还是拆了。看完信她很激动,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就走了。她按信上交代的地址和我的小姨赶过去,那是一个江边的变电站,林荫小道,江堤上长满了杂草,张姓女子穿一袭白裙,打一把太阳花伞,果然在那。

张姓女子的爱来得猛,撤得果断。我后来听说她辞去公职,去深圳,嫁给了一个有钱人,后来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但是那个人对她一直不放心,从来不给她太多的钱,怕她拿了钱就会离开。

很多年后,我偷看到了父亲的日记:

1995年6月17日。星期六,小张回伍峰了,我突然觉得失落。

1995年7月22日。买手表一块,送小张。

1995年8月2日。农历七月初七,会议一天,头大。今天生日,小张送衬衫一件。吃龙虾。

这一年,父亲和母亲的战争已经从冷战、语言上升到了肢体的战争。父亲和母亲只要待在一起就会吵,就会砸东西。记忆中,母亲砸了父亲三四个大哥大。而父亲像变魔术一样的,一个手机砸了,马上又有一个新的。

这个家父亲已经很少回。他开始抽烟,他习惯抽四块五一包的白沙牌香烟。起初只是几支,半包,后来是一天一包,两包。

经历了父亲的情感波折之后,母亲表现得更加神经质,她经常会细数对这个家和对我们的牺牲。母亲已经做不到心平气和地和任何人说话,包括我的奶奶。她甚至抱怨父亲有外遇,奶奶没有对我父亲做到最严厉的制止。

而我,经常莫名地被她训斥,我敏感,我没有安全感,我倔强,我努力让自己更独立。我甚至像一个刺猬一样不希望人接近我,我在我的房间门口贴上一个字条:“唐诗云的房间,未经允许,谁也不能进入。”后来我把这个字条撕掉,干脆用小刀把这行类似标语的文字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刻在木门上。

我经常和母亲怄气,将自己关在房间里。我不吃东西,企图以这种方式对这个世界表示抗议。

4

家门口的这条河,常年漂起一些动物的尸体。

从省城来了一支修建自来水管的工程队,带头的工程师姓史,被安排住在我家。他长得什么样我已经模糊不清,我至今记得最清楚的依然是他的一些吃喝的习惯。他每天早上都要喝绿茶的,他的生活非常讲究。每天要吃香蕉,房间的水果从来没断过。他的房间放着一个电子秤,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称体重的秤。他经常看到我回家就冲我说:“小鬼,作业做完了?来!站上去,看你长膘了没?”

他喝绿茶的习惯和我父亲完全不一样。我父亲喝茶用的杯子是一个铝合金色的保温杯,不管春夏秋冬,常年用这一个,我每次洗他的杯子,里面总有一层任我如何清洗都清洗不掉的咖啡色的茶垢。而史叔叔,春天喝绿茶的杯子是透明的玻璃杯,杯子看上去有两层,即使加了开水一点也不烫。他喝其他的茶则是用小小的紫砂壶一小杯一小杯地倒,不紧不慢,这大约是我接触到最早的功夫茶。

我曾偷偷尝过他们的茶。父亲的茶是苦的,涩涩的。这种苦不仅是喉咙苦,能苦到胃里,还能苦到肠子里去。而史叔叔的茶,不管是绿茶还是功夫茶,喝了之后有甜甜的回甘,每小杯只够喝一口。他时常笑话我,女孩子家家的,喝茶要品不要牛饮。

史叔叔年轻漂亮的妻子来过一次,齐耳的短发被烫成波浪形,穿着黑色的半身裙,她的鞋子走在地上哒哒响。她的到来,让我年轻的母亲也跟着时尚起来,母亲开始穿各种裙子,烫头发,染头发,一米六五的她习惯去哪都穿高跟鞋,走在哪里都很显眼。那时候的母亲特别喜欢拍照,照了很多的照片,每张照片上的衣服从来不重样。如今看来那些衣服依然很时髦。

暑假来临,我突然得了肾炎,脚肿得像个柱子,每天都去学校旁边的杨书亭伯伯家看书,等医生。那年暑假,我看了大量的童话书,这些书带给了我对世界更多新奇的感受。也许是体弱的矫情,我比之前更渴望得到母亲的认可,而她却更吝惜给予。她甚至开始嫌弃有这么一个麻烦又多病的孩子。我努力让自己变得优秀以期得到她的欢喜。当我有成就或者考试成绩好的时候,她会青睐我,但我总能感觉到,在某个难以言传的方面我让她失望了。我希望她爱我,我反抗她,又渴望用自己的方式去引起她的注意。我时常将自己与安徒生笔下那可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相比,在我心中,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她的灵魂一定存在,我甚至觉得,我就是她。

和卖火柴的小女孩唯一不同的是我好像找到了一个温暖自己的朋友。

邻居严心明是个学霸,他似乎是唯一一个得到我父亲默许可以随时来我家玩的朋友。严心明每天抱着一个收音机。音量开到最大,大到足以让我能听到。我去严心明家聊天,他的冷笑话特别多。他的厉害之处,是逗笑了我,而自己还能忍住不笑。有一天,他在自己家的墙壁上用粉笔画了一个大大的我。人来人往。我觉得画得没有我漂亮,得意又羞涩。如果一定要说有过初恋,我想我大约是喜欢上了他。他抄歌词,写诗,画画。每天约我打羽毛球。我的臂力不够,他努力配合我。打得不要太高,不要太远,不要太急。白天过去,夜里我们又在一起聊天。他奶奶会时不时地故意咳嗽,又会时不时地问我们要不要喝水,冷不冷?两个十几岁的少年就这样坐在门口的凳子聊天到深夜。聊小说,聊同学,聊他的生日花了四百块,吃了一个月的素。我们两家之间的距离不过五百米,若是聊得太晚,他也會送我回家,有时候,会远远地拿着手电筒照着我回家的路。我们两家其实仅仅隔了两户人家。“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让我欢喜又害怕未来。”每次他送我回家,总是哼着这样的歌曲。

有一回,和严心明推着自行车去学校。他父亲从后面骑车过来,一边责备他一边让他快去学校。留下我在路边无助行走,唱《哭砂》。严心明高考成绩并不理想,学校的电话打到我家来。我让他父亲接电话的时候,他父亲一脸的失落。他父亲将这个成绩不好的问题间接归罪于我。

像父亲一样,我每天写日记,也每周给我喜欢的人写信。那个叫严心明的白衣少年,每一次给我回信,都会在信封里放一张邮票。他的字迹很干净,一笔一画,工工整整,看上去并没有多少力量。但是信封上的字迹刚劲有力,非常漂亮。后来他跟我说信封是他的一个叫魏厚涛的同学写的。

和严心明通信的第二年,他考到了江西的一所大学。最后一封写给我的信是:“我在。等你。”

我是在去食堂打饭的时候取到这封信的,开心了好几天。但是直觉告诉我,这个城市我一定去不了。我也一定不会和他读同一所大学。甚至我觉得,我连做他女朋友的念头都该打消了。

严心明考上大学的那个暑假回来,我见到了这个给我写了两年信封的魏厚涛。在镇上的网吧,我听到后面有人叫魏厚涛,莫名的心跳加快,他一米七五左右的身高,寸发,晒得黝黑,很喜欢笑,右脸居然还有个深深的酒窝。

寒假,我一回家,奶奶告诉我严心明回来了。我放下一周换洗的衣服,饭也来不及吃,就往他家跑。

我跑到他家二楼,他正躺在床上看琼瑶的小说。我似乎忘记了什么叫矜持,我几乎是冲进他房间。他见我过来,放下手上的小说,起身却又显得尴尬。我走到阳台上,他便起床。

第二年寒假,严心明的父亲卖掉了他家四间三层的房子,连同后院的一个大场子。他父亲在镇上的集市里买了好几间门面,我看着搬运的车一辆一辆将他的东西全搬走,站在那栋被我堂叔买下的、严心明待了十几年的房子前,突然有一种被遗弃的忧伤。

5

母亲这时候在镇上经营起了农资店。每到放假的时候,母亲便解雇一个店员,由我来帮忙。对于这一点,奶奶是一直持反对的态度,她始终认为我在学校伙食不够好,休息不够,已经很苦很累了,为什么回家来还要去做工。

母亲结婚的时候,陪嫁有三个箱子。一个棕色的精致的真皮箱子。一个红色的Pu皮箱。另一个是一个涂了漆的木箱,这个木箱和家具一样的颜色,摆在一起更搭配。母亲说这三个箱子如果谁最有出息,就用棕色的皮箱。第二有出息的就用红色的箱子。没有出息的孩子,就用这个木箱子。而我恰恰最喜欢的是这个最丑最简单的木箱。

姐姐第一次离开家去武汉读书的时候,十五岁。那年我十二岁。她算是我们三个中最有出息的了吧。但是,她并没有拿走那个棕色的箱子。她和同学去超市选了密码箱。

母亲要去武汉送姐姐报到入学,临走前问我,到武汉要带什么礼物,我说你就帮我带一本新版的《新华字典》吧,58块。字典买回来了,我将字典合起来,在骑缝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一直小心翼翼地保管着。

直到有一天,表哥刘文杰来我家,看到字典,他回去和他妈说了。她妈向我母亲把字典借走,还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十六岁了。

姐姐从武汉放寒假回来,我和母亲去接她。那天的雪下得非常大,我们站在路边一直打不到车。

父亲后来叫了他朋友的车过来。姐姐和她的同学一下火车,父亲母亲便赶紧上去帮提她手上的行李。她手上的红色密码箱在雪地里特别的扎眼。

父亲、母亲、姐姐和她的同学,加上我一起挤在一辆小轿车里,多了一个人,车特别的拥挤。轿车快开到小学的时候。父亲忽然跟我说:“诗云,你下来去找守门的郝大爷,说我爸让我来找您要红杉树。”

我“哦”了一声,便下了车。

那是一根比我大腿还要粗的树干。我双手环抱着拖回了家。双手冻得通红,雪花吹在脸上瞬间又化了,我突然又变得矫情,手越冷我越不管它,直到双手冻麻。都是他的女儿,为什么我接她,还要半路下去搬东西呢?父亲为什么自己不能下来呢?母亲为什么不能?姐姐为什么不能?姐姐和同学为什么不能?我越这样想,便觉得越委屈。

到家的时候,家里大厅挤满了客人。每个人都在吃热气腾腾的猪肝汤。我径直上楼。我在楼上,看着亲人们在楼下围着姐姐转,低着头,咬着唇,眼泪就落了下来。而这一晚,没有人发现我去哪了。

姐姐在武汉读经济学院的时候恋爱了。她出去实习,回来又因为学分不够拿不到毕业证,后来补了学分,一番折腾下来,这使父亲对我们更失望。他甚至以为,我会和姐姐一样大学不毕业就恋爱,一毕业就嫁人,丝毫不能为他或者这个家分担点什么。

姐姐结婚的那天是3月8日,并没有人告诉我那天是姐姐的婚礼。我打电话给奶奶的时候,家里闹哄哄的,我才知道这一天姐姐出嫁。我不知道家人为什么不告诉我姐姐婚礼的日期?

6

整整一个秋天,我每天都听到关于父亲工作的各种好消息,先是他飞青岛、成都、北京、海南接了几个招商项目,然后就是关于他工作要调动的各种传言。

家里来拜访他的人越来越多,但是关于工作调动的文件却迟迟没有发下来。

那时候坐飞机在乡下还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对于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家来说,更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但是父亲却每个月都可以飞到不同的地方。

他每次到一个地方就给我们带很多的礼物。偶尔将飞机上没有吃的食物带回来,我们便拿去和小朋友去炫耀,其实不过一个盒饭,或者几个面包,吃起来却格外的香。我的第一双有点跟的鞋子,就是父亲买回来的,那是一双黑色的宽大的头粗粗的跟的笨重的硬硬的夹脚的鞋。我穿着这双PU革的皮鞋丝毫没有像灰姑娘穿上水晶鞋的自豪感,反倒像一个小丑。

父亲送给我的第二个礼物是一块夜光手表。那是一块镶嵌了满屏十二颗水晶装饰物的手表。表很快进水,指针不再走动。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戴着,直到金黄的表带磨出了白色的边边。

接着又有关于父亲的风言风语传出了,特别是关于超生举报信的内容又重新被翻了出来。最头痛的是他自己主管计划生育,偏偏自己又是个超生游击队。

父亲早年将我送人的计划落空之后,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安排我去我姨家、姑家和他表哥家。就是在这种煎熬之中,父亲和他的工作助手表现得越发亲密起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很难过,我爱你,我同样爱我的孩子们。我爱我的母亲,我也想和你离开这个城市……”我知道无论他如何穷尽思虑,他依然不能解决两个问题:他的工作怎么办?他如何解决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

母亲因为父亲的缘故,被评为“三八红旗手”,她一番精心打扮便去领了奖回来,又义愤填膺地说起父亲对立面的那个人的妻子,穿得是多么的耀眼。而我的母亲,她已经变得越来越爱自己,越来越活在周边妇女的羡慕和赞美里。她戴很粗的金项链、金耳环、金手镯,穿高跟鞋,烫头发,染头发,衣柜里挂满了各种裙子。她疯狂地迷恋上了购物。

冬天到来。一天早上和父亲关系很好的书记工作突然调动。这种站错队的尴尬局面让父亲很是被动。

那年冬天,我乞求父亲,不如让我去当兵吧。我的乞求遭到了父亲的强烈反对,他反对的方式很特别,我的话音刚落,他放下筷子巴掌就落在了我的脸上。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两眼冒金光,发黑。直到第二天,脸上还留着清晰的红色巴掌印。很多年后,我再想起这段经历,大约是他把工作的、情感的、同事关系的所有不快,统统归结到了我的身上吧。

父亲依然没将我的学习当成一件他要去重视的事情,在他的理念里面,只要他能仕途顺利,我们也便会一帆风顺。这大约也是因为我给他的失望带来的。但是,我偏科也实在严重到他的脸挂不住。他到学校请我和弟弟的所有任课老师吃饭,摆了好几桌。又请老师到家里给我补课。我像模像样地坚持了一段时间。老师一走,我就抱着一本小说关在房间。我甚至开始了我心里的早恋。我抄录了一些诗人的诗歌,大量的。我企图将自己关在房间里。这是我第一次和自己独处。那个叫严心明的少年,他,还好吗?

有一回,我向父亲要生活费。他突然从鼻子嗤出:“就知道要钱,每个月像领工资一样!”空气湿漉漉的,我几乎将我积攒了几年的怨气都一下冲他发出来。第一次有了想离家出走的冲动。

母亲在为父亲担忧,她又固执的不愿表现。只要父亲晚回,她就表现出恼怒和焦虑。她经常一生气,就和我说:“我为什么要生你?”

父親终于离开了镇计生办的职位,在村里换届选举的时候被上级党委任命为村支书。他在日记里自嘲这是变相的发配,他提到了北宋一路贬谪的苏轼,还摘录了他的诗句自勉:“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但他有信心在这个最基层的党组织领导岗位上带领全村父老致富。我曾在一本叫《涌动的春潮》里看到了当时省城某记者对我父亲的采访,通篇都是溢美之词。那些文字,让我为有这样一位父亲骄傲不已。

我的堂叔智叔高考失利被临时安排在市电视台工作,一年后,父亲帮他申请到了去党校读书的名额。智叔报名那天,我看到父亲从家里的保险柜取出三万现金,用报纸包好放在一个黑色的塑料手提袋里,并且亲自送他去学校。这样的待遇,在我读书的几年,从来没有享受过。而他常和我们讲的,是他当年入党是多么不容易:入党申请、审核,再审核。考察,考察、再考察。预备党员最后转成一个正式的党员也花了好几年时间。

入党都这么不容易,做一个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大约更不容易吧。他企图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他的不容易,取得我的理解。这样,他把家里的钱拿出来给智叔去读书并亲自送智叔上学,便是理所当然的事了。他语重心长地和智叔深夜长谈。我的父亲,此刻的梦想就是让智叔拥有一个灿烂的明天。

父亲参加各种活动,他的发言稿从来都是自己起草。发言从来都脱稿。这大约和当过教师有关系,他上台的气场很强。父亲喜欢穿西装,皮鞋擦得锃亮。

父亲很快成了镇上的名人。他去哪都有人接送。家里经常有人过来送烟、送酒、送特产。我也听到有人到家里来和父亲谈项目和公司。那个很帅的小伙子,每次过来都开一辆轿车。每次过来我都好奇地去听。他抽的是小熊猫牌的香烟,他和父亲要一块做窑厂。我依然记得他信心十足地拍着胸脯和我父亲说:“您只要签字,我就可以办成。您看啊,现在农村那些打工赚钱回来的人,不做房子做什么?接通下来窑厂生意一定是最健康的。而且啊,成本少,土就是钱。至于燃料,农村哪没有柴?”

后来大约三个月,我没有再见到这个年轻人过来,再接下来父亲便收到了很多人的质询。关于超生的陈年旧账再一次被翻出来。对于各种举报信,父亲拟稿为自己辩护。

然而,工作的一次次变动,张姓女子的离开,我母亲的折腾,让父亲老得特别快。而被免掉村支部书记成了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接到免职通知,父亲病了。

他先前吃饭接待的单子,镇上分管各村财务的经管站已经都不认了,统统不能签字报销。每天家里依旧有络绎不绝的人过来,不再是提着礼物低声下气求父亲办事的人,这些人都长着一张生硬的脸,过来的目的只有一个:结账。

更让他不能接受的事情是,手术之后去报销,才发现他的社保和养老保险也被停缴了。那时候每天到家里来的人依然很多,几乎全部是来要账的。这次要账已经不再是吃饭招待费的问题,人员更多,数额更大,大得不可想象。奶奶对来家里的每拨人都客客气气,甚至赔着不是。她认为这是她没有教育好自己的孩子而犯下的错。

父亲帮人家担保的单子一张接一张出现在家人面前。他担保贷款的既有银行的,也有民间借贷。那些账的总额,足够他还上一辈子。我的小姨父拿着十万的保单给我父亲的时候,奶奶彻底崩溃,她认为我父亲在自己的岳父家把人丢尽了,奶奶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交给了我父亲还账。

奶奶十七岁嫁给我的爷爷,她曾经两手提东西的同时用坚硬的牙齿咬住行李往前走。她的胃,从来不挑南北食物,不忌辛辣,曾经因为家贫,多吃饭少吃菜,食过大量的咸菜。而如今,她只能每顿喝丝瓜汤,吃豆腐乳,稀饭,面条。

父亲是我奶奶唯一的儿子,也是她所有的希望。让她去说我父亲她无论如何都舍不得,她唯一能补偿我母亲的,就是努力为这个家去分担,自己去找一些活,赚钱补贴家用。她用喝完的雪碧和可乐瓶制作了捉龙虾的工具,一个暑假,她可以赚二三千块钱。

夜里,她悄然落泪又摸着我的脚丫,絮絮叨叨地跟我讲荆州花鼓戏里的故事。我在她的叹气中睡去,却不知她是如何渡过那些漫漫长夜的。

我的左手手心有一颗黑痣,奶奶跟我说这痣好,会衣食无忧。又说:“云伢,你要知道,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丈夫有还隔双手。”她还说:“保”字就是一个呆人干的事,你可千万不能!

我理解了爱莫能助这个词,也开始对钱充满了向往。每到星期天,我都骑着自行车去一个家庭鞭炮作坊帮人家把药引子那根引线往盘好的蜂窝状上插,只要能赶在父亲没回来之前回家。因为车大人小,方向不好把握,我一转向便摔倒。自行车的脚踏深深地扎进我的脚跟。血直流。邻居抱我到诊所包扎了回来。

母亲二话没说,开始吼我:“是不是我死了你才安生?”我茫然地看着她,眼眶通红,鼻翼抽搐,嘴唇颤抖。我萌生了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愿望:离开这个家,越早越好!

寒假,父亲告诉我,他朋友家的鞋店生意忙不过来,让我去离家不远的鞋店帮忙卖鞋。大年三十那天,午饭时鞋店老板和朋友一起去吃饭了,只有我一个人守在店里。我蹲在厨房胡扒了几口,又赶紧到前面店里去努力卖鞋子。终于坚持到了下班,可是父亲的朋友没有提红包和工钱的事。整个春节,我都在鞋店度过。正月初六,我走的时候,父亲的朋友依然一分钱的工钱也没有给我,甚至连客气的话都没有和我说。我走的时候一阵委屈。

好多年后,我才知道,父亲是欠了人家的钱。

7

2001年夏天,父亲离开了宜昌,离开了母亲和我们,只身去往广东。他这次去广东的目的和任何女人无关。他是要重新开始自己的事业。

我从他的日记和写给母亲的信里,又看到了他对母亲的依恋。

形单影只的母亲,倔强地想证明没有父亲在身边她一样会把家里的农资生意经营得很好。而父亲,他是一个更梦幻的人,他活在自己南下的老板梦里,却小心又频繁地和母亲保持着联系,家里的钱不停地寄给他。

那个暑假,在武汉读书的姐姐去外地实习。我帮妈妈打理家里的农资店。整天坐在店里抱着小说看。我至今都记得有一种药叫和耐斯,另一个叫乐斯本。一种是水田用来打秧苗的,一种是则是杀虫的。糊涂的我把药卖错了,那个踩着电瓶三輪车过来的老农民,一脸绝望。

他和我母亲讲起自己二亩水田的秧苗,眼泪就快要掉下来。从种子到秧苗到插秧,施肥,打农药。现在因为我卖错了药,二亩田,空空的就剩下一溪水……我杵在楼上不敢下楼,阳光猛烈火辣辣地炙烤着大地,他光着膀子,赤着脚又踩着三轮车离开。

父亲到广州先是准备和一个做建筑设计的同学一起承包建筑工地。来来回回谈了几个工地,人家要么是资金垫底,要么手上有项目。而我的父亲,除了会写几个字,几乎一无所有。

他自己折腾一个酒楼,厨师、清洁工、服务员,房租、水费、电费、卫生费,我在后来的日账里看到,每个月他都是在赔。他一心想守得云开见月明,但是守了六个月,却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带去的钱都花光了,他试着去一些单位做管理,他有想法,有思路,能写。但是他不会电脑。那些高档的写字楼里出入的白领,一听说他不懂英语,不会电脑,连说话的机会都不愿意给他。

父亲的日记里记录着他去找工作的各种故事。这种人生的体验对他来说是一次磨难。也是在那段时间,他戒了抽了十几年的烟。

这种满心期待落空,原以为是一扇门,走近是一堵墙的感觉,让他更想念家和自己的母亲。他频繁地往家里写信,频繁地提及他的母亲。我每周从学校回家,奶奶就让我帮她读信。

七十岁的奶奶并不认识字。可是父亲总是给奶奶写信,他很少打电话,总是喜欢写。奶奶一边抽着“游泳”牌香烟,一边躺在摇椅上听我读父亲给她写的信。这些信,读了又读,读到我都会背。

2002年9月20日,农历中秋节。父亲在给我的信里写道:“你要安心读书,切记珍惜二字:其一,珍惜时间,其二珍惜金钱。你要记住勤奋勤俭。不要把爸爸满腔热情化成冰水。”

父亲一戒烟便开始长胖,他出去的时候还是一副清瘦的知识分子形象,回来的时候,脸已经变圆,连肚子都凸出来了,像一个D型字母。

梦想的幻灭可以滋养希望。他回来后,去驾校考了驾驶证,学会了电脑的基本运用,和母亲关了生资店开起了旅社和酒楼,过上跟大多数人一样的再普通不过的小日子了。

8

奶奶也抽烟。

奶奶常年抽的香烟是两毛钱一包的“游泳”,蓝色的包装上有一个孤独的游泳者。她抽烟的姿势异常的美。我常常安静地坐在小凳子上,呆呆地看她抽烟。我说:“奶奶,你抽烟的样子实在是酷毙了,你倘若会写小说,一定是一个气质绝好的女神。”她说:“如果我会写字,一定要把我的故事写下来给你们看。”是的,在她的记忆里肯定有许多关于我的爷爷,关于我早早去世的伯伯和叔叔的故事,他们在那样一个饥饿又缺医少药的年代相继离开了她。

奶奶房间一直放着一瓶十二块钱一瓶的古龙香水。这个习惯她保持了几十年,奶奶用的第一瓶古龙香水是我二姑妈读初中的时候带回来的。奶奶曾经按老家婚俗,帮我准备了八床棉絮。她在电话里跟我说,自己托人去农民家买最好的秋花,看着弹花师傅弹好,背回来的。这是一个七十六岁的老太太顶着太阳,一步一步步行在镇上去做的事情,而那时候的她因为常年咳嗽,体力已经很差,直到后来连点滴都已经很难打进去,并且经常漏针。血管里的血往往又在拔了针之后一个劲地回流,棉签放在手上止都止不住。她的瞌睡开始多起来,呼吸没有节奏,很吃力地吸,很吃力地呼出来。吸气的时候,整个人都沉在躺椅,呼气的时候腮帮都鼓起来。胸随着呼吸上下起伏。她睡得很浅,大约还是惦记了太多的东西。牵挂我父亲今天出去打麻将是不是又会输钱,牵挂我母亲一个人在照看旅社的生意是否忙得过来,又牵挂姑妈她们是什么时候回来,还要看看我在哪里,甚至牵挂是不是在烧水,是不是没有关煤气……她一生牵挂的事情太多,多到她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奶奶开始吃大量的安定片和吗啡,这两种药都是非处方药,很难买到,父亲托他同学带回来的。奶奶的药量不停在加,不识字的她都吃了,我愤怒地去质问父亲。我五十多岁的父亲一脸绝望。他说除了安定片和吗啡,奶奶的痛苦目前已经没有药可以有效果了。说完,他扭头,留下我一个人站在空空的老房子前。

奶奶正在楼下走动。我站在楼上阳台上叫她,她应了声。我便下楼去找她,她大约也是要上来看我。我们在二楼楼梯的转角处撞见。这是夜里的凌晨两点,我们彼此给了对方一个太大的惊吓。

我后来和奶奶开玩笑说:“如果有一天,你不在了,我一个人回老家估计楼梯都不敢下了。”

一个人的肺的休息时间,是凌晨三点到五点,而这个时间正是奶奶咳嗽最严重的时候。有一回,她说:“云伢,我最近咳嗽得气都喘不过来,如果哪天早上醒来你见不到我,你不要太难过啊,人总是要走的。”她这样说的时候,我无比恐慌和难受,好像这一天就是明天。这一天早晚是要来,可是要在我的脑里去预演这个场景实在是一件太让人难受的事情。我无数次站在水杉树下祷告,甚至希望用我十年的生命换取她五年的陪伴。我又装得很轻松很淡然地跟她说:“哈哈,您想得可真多,医生刚才和我说了,您只是咳嗽太久,所以恢复得比人家慢一点。加上最近天氣干燥不利于喉咙的恢复。”说完,我又偷偷转过脸去抹泪。

她精神稍好一点的时候,我就和她说,您就是平时运动太少了。如果运动多,健身够,心肺都比人家强,哪里会这样走一段路都喘成这样咧。没有一点常识的我,居然每天盯着她运动十五分钟,而不知这反而是让她身体更弱的方式。我无知地做一些和她身体相违背的事情而不自知。奶奶有一次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说这话的时候,她七十四岁,离她的八十大寿还有五年,她开始和我叨唠八十大寿,和我说起邻居家的宴席。奶奶一直想要一件红色的棉袄。

我想七十三都过了,那一定就是八十四了。至少八十四。我和奶奶说:我要给你办最隆重的九十大寿。

深秋的午后,奶奶躺在摇椅上和我讲她的过去。阳光洒在她的脸上,皱纹就像水杉树的树皮。她说:“我讨厌镜子,现在的镜子是如何把人照得这样难看呢?”

奶奶的鼻梁很高,父亲的眼睛像极了她,双了好几层,奶奶不仅有一双大眼睛还有一对酒窝。即使老了,身材萎缩,依然有158厘米的身高。

自打她和我说如果哪一天早上醒来,见不到她的时候,我就习惯半夜醒来偷偷去她的房间看,害怕她的突然离开。

那个春节还没过完,父亲就急不可待地准备向温州出发了。初五一过,父亲就给他远在温州的朋友打电话。朋友却不着急,说再等等吧。

父亲既兴奋又焦躁不安,即使在每天整夜整晚的麻将中也会时不时地拿起手机来看几眼,生怕漏掉一个短话或者短信。好消息是在正月眼看将要过去的时候到来的。我们全家都不怀疑,假设那个征召他去温州的电话出了正月门还没有到来的话,父亲能着急到疯掉。

走之前,母亲把家里所有的钱全部拿了出来,除了留下旅社和酒楼的一点流动资金。这次再次去温州,父亲明显底气十足。

一天,奶奶躺在躺椅上晒太阳,突然对我说:“云伢,你去帮我把镜子拿过来。”

我起身去找,她又说:“算了,不想看,不想看,不想看,再也不想看了。这张老脸也是看不下去了。”那时的奶奶,内心,只有时间。而这些时间已经全用来做倒计时。

奶奶的梦特别多。她说她梦见一个要饭的老妇人,她给对方吃的,可是妇人吃饱了又过来抢她的钱。奶奶是一个计划用钱的人,她的钱总是用手帕包了又包。梦里,她硬生生地捏着自己的钱,直到惊醒。

常年的操劳,她把自己活成了一片树叶的模样,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我留在她身边陪了四个月。她和我讲她小时候,讲她年轻的时候,也用她的角度去讲述我的母亲。她和我说,我的母亲是一个很能干的人。

她和我说起她的弟弟(我舅爹)前段时间,不小心掉了钱包,“如果换成以前,也就给个千儿八百的他花花了。”又强调,“可是现在我也无能为力了啊。”

我就说道:“没事的奶奶,我给。”

她说:“你也不用给了,让他长长记性也是好的。”

我跟父亲要来舅爹的手机号。好几次睡不着的夜,我打电话给他。听到他的声音,眼泪便落了下来。在我的想象中,舅爹也是一个将要离去的人。倘若真有一种可以和死去的人沟通的方式,那该多好。

最后一次见到舅爹,他开心地和我说,跟了他半个多世纪的一套木匠工具居然被一个外乡人看中了,一次性给了他八百块钱。

9

我不曾启齿的小秘密。

很多年后,我在人人网上找到了严心明,并加了他的QQ,这个白衣少年已经娶了他的大学同桌。

有一天,他加我微信,问我:“是你吗?”

“嗯,是我!”

“那好。我以为加错了,这样我就不删了。也没有打扰到你。”

“嘿,你好吗?”

“嗯,很好!”

10

奶奶去世的时候,湖北全面雪灾。白雪皑皑。白雪皑皑。白雪皑皑。时至今日,提及那一天我都觉得冷得舌头哆嗦。

那天早上七点,父亲去喊她起来早餐,才发现她的身体已经温凉。都说人难免一死,但这样的话不能给我安慰。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她走的时候在想什么呢?也许是恐惧。她一定是还有很多的话要跟我说。那么,她要和我说什么呢?

我至今保存的合影里,有一张是我的小学毕业照,我头扎麻花辫蹲在前排,奶奶和老师们坐在中间排,一脸慈祥。我深知,在我的孩提时,我所有优越感并不是我有一个做校长的父亲,而是因为我有一个在学校食堂工作的奶奶。

一早,心情一如寒冬里冷峭的天空。门前的水杉树早已摇落了满身的叶子,留下光秃秃的树干在风中瑟瑟发抖。

厨房的天井并排散落着十几个空空的马口窑,奶奶走后,我们家再也没有人做酸菜。而我的父亲,已經放弃了那个得凌晨起来帮住客开旅馆门的营生,也放弃经营使他得了“三高”的酒楼。当年他爱看书爱旅游爱摄影,如今唯爱打麻将。他聘请了几个学机电管理一体化的年轻人,在建材市场努力经营着几间不大的门面,做着电器代理店生意。

奶奶帮我托人弹的棉絮,我终究没有用上。但每一个寒冷和孤独的长夜,我都特别特别的想她。我甚至时常会想,有一天,我面对我的孩子、我对我的孙子,我和他们说起我的童年、我的家乡、我的奶奶,他们一定也会记住我七十六岁的奶奶,一个人帮我准备出嫁的八床手工棉絮,他们会不会如我一样,每每想起也是双眼含泪。

荒风旷野,落日无声。石碑上,刻着父亲为奶奶写下的碑文:“吾母自幼多苦难,中年丧夫更孤单。一子五女一肩担,历经坎坷泪流干。勤俭持家心磨难,友爱邻里待人善。高风懿德浴后朝,谁人不把慈母赞。”

老家的小楼房还在,院子还在,奶奶的紫砂杯还在,她用过的铜汤匙也还在,可奶奶不在了。我想,不管她和我说什么,一定不会落下一句:“听你父亲的话,照顾好你的父亲。”

我独自在书房哽咽着写下奶奶的这份爱和温暖。时间离奶奶去世已经八年,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冬夜。

写完这些文字,武汉阴郁的天空莫可名状地飘起了雪。朋友圈里,姐姐在家里打麻将,弟弟在丈母娘家打麻将。而我,正准备关掉电脑,张开双臂将自己包裹严实,收拾好背包——回家去看看我的父亲。

屋外,白雪皑皑。

作者简介:唐诗云,女,1985年生人。湖北人,现居武汉。《长江商报》记者。有中短篇小说发表。

原载《中国作家》,本刊有删改

责任编辑:蒋建伟

美术插图: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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