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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脉

时间:2021-01-14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裔兆宏

1946年10月。东北黑龙江。纷飞的大雪一场接着一场。原野山林一片银白,大地冰封如铁,一片茫然和静寂。

那一天,小兴安岭西南麓的一所小学内,热闹非凡,一个重要的会议正在此举行。简易的会场,隆重而热烈,上百号贫苦农民在此聚会,第一次举起他们的拳头,选出他们贫苦人的组织——农会,并产生了农会会长。

如此热烈而严肃的场景,你千万别以为是小说《暴风骤雨》的原型地——尚志市元宝村,而是在北安县的桦树林村。

北安在哪里?北安市与尚志市虽同在黑龙江省,但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为何?有人说:北安,是新中国土地改革的先锋,是中国土改成功的试验田。

这样的事实是否存在?这样的理由是否有案可稽?它对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带来了何种影响?

抢夺关东

倭寇侵华国倒悬,抗战胜利月儿圆。

1945年,人类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岁月。1945,向人类大声疾呼:千万不要忘记1945!

这一年,本来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胜利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尽,一个被法西斯糟蹋得遍体鳞伤的地球,还有那千疮百孔的人心,本该安宁了。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但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

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先后投爆两颗原子弹。

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苏军以一百五十余万人的强大兵力,从北、西、东三个方向,同时向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攻击,所到之处势如破竹,锐不可当。

同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

8月15日晨7时整,中、美、英、苏四国通过无线电,分别用华语、英语、俄语广播,播发了内容一致的公告: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这一天中午,日本天皇裕仁在广播中宣读《终战诏书》,向全世界颤颤抖抖地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2日上午9时,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的簽字仪式。

9月9日,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军校礼堂,冈村宁次代表侵华日军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

中国经历14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战胜利。这是中国人民近代反对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日本投降了!

然而,“山雨欲来风满楼”。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确保在华利益,美国积极推行“扶蒋反共”的政策,企图使中国变成它的附庸。在貌似公允之下,美国积极帮助蒋介石抢夺抗日胜利果实。

苏联虽是中国革命的积极支援者,但它希望战后维护其在远东的所得利益,不愿看到中国被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不愿在远东与美国实行军事对抗,而中国的东北就是它在远东的重要缓冲带。

从国民党来说,抗战的发生,首先是因东北问题而起,曾经对日寇侵略东北采取不抵抗政策,负有出卖东北的罪责。如果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仍然没能收回东北,那么对它来说,在国人面前就会威望尽失,更何况在战略上丢失了高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不允许东北成为共产党的天下。

针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国共两党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方针,蒋介石企图垄断抗战胜利果实,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他们以“受降”的名义,迅速将大量兵力从西南、西北调往华北、华东等地区,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对解放区实行分割包围,伺机发动内战。

而中国共产党从人民利益和愿望出发,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号召,作为争取和平建国的总方针。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清醒地认识到,争取和平要靠力量,要靠斗争。

此时,中华民族面临着两种命运的抉择!

在国内人民反内战的强大呼声下,在美、英、苏等国声言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的压力下,国民党蒋介石耍弄起两手策略:表面上,大造和平舆论,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商和平建国大计。暗地里则调兵遣将,随时准备发动内战,消灭中国共产党。

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一行飞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10月10日,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在这两种命运的大搏斗中,为何东北地区成为斗争焦点?

如果把中国版图比作一只昂首挺立的公鸡,从这只公鸡的第三根颈椎以上的绝大部分,就是被称为“满洲”的东北。

“关东山,三宗宝,人参、貂皮、乌拉草。”“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连中原人也晓得的,版权无疑是属于关东山的这类民谣,表现了人们对这片土地多少热爱和向往啊!

清一色黑钙土的东北大平原,是中国最大的粮食产区,其大豆、小麦、高粱、水稻,或以数量居全国之首,或因质量名闻遐迩。大豆和柞蚕更是饮誉中外。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系绵延千里的群山,森林覆盖面积超过内地总和。在大山和黑钙土下面,是闪耀着各种瑰丽色彩的数十种矿藏。其储量之丰富,有的为中国之最,有的则为世界之最。

1945年日本投降时,日本人建设的东北重工业占全国的90%。鞍山、抚顺、小丰满,依次为当时中国的钢都、煤都和电都。

历史告诉我们,“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就是依托这片丰腴的黑土地,挥师南下,侵占了华北。

之前,“东北王”张作霖,是近百年来东北最有名气的人物。他正是脚踏这片风水宝地,俯视中原,几次攻入山海关,终于爬上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

再之前,绝对是土著的女真人,被关东山水滋养得彪悍刚烈,雄心勃勃。他们依靠文攻武打,终于敲开了中原的大门,建立了一个版图辽阔的大清帝国。

在日本有部叫《啊,满洲》的电影,无论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还是肤色、长相都和我们一样的外国人,谁踏上这片土地,都会情不自禁地“啊”上一声的。在由衷地发出赞叹后,一些心怀叵测的家伙,就变了一副嘴脸,怪叫着闯进来抢关东了。

列强中最早把爪子伸进这片土地的,是被当地人称为“老毛子”“大鼻子”的沙皇俄国。

1850年,自黑龙江口附近的庙街变成“尼古拉耶夫斯克”后,沙俄血腥旗帜所到之处,中国的村镇都变成了“斯克”。

如今,当我踏上黑河市对岸的海兰泡,1858年变成“希拉戈维申斯克”的血腥场景,顿时让我感到悲凉。

……

正因如此,在一次秘密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声称:“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也不保。”

为了抗战胜利后独占东北,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通过外交途径,与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将苏军进驻地区交给国民党政府。

随后的9月1日,蒋介石就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还派蒋经国为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9月3日,蒋介石又抢先以国民政府名义,划分东北为9省,即:辽宁、辽北、安东、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省。此外,还设大连和哈尔滨市两个特别市,由中央直辖。他还任命了各省主席和各市市长。

同时,蒋介石还收编了伪满军共二十余万人和大批土匪武装,要他们“保持武器”,“为自己安全而斗争”。

9月10日,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乘飞机先到长春。12日,熊式辉率蒋经国等国民党要员飞往长春。随即一批“接收大员”也纷纷到达长春等地,企图用行政接收的办法,造成东北是国民党的既成事实。

但是,蒋介石打的如意算盘,谈何容易?

经受了血与火考验的共产党人,早已变得目光如炬,虽身处黄土高坡的窑洞中,却时刻关注着世界瞬间的变幻。

共产党人的目光,早就透过黎明前的黑暗,投向了广袤而富饶的东北大地。

1945年5月31日。延安。春意盎然。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了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并强调指出:“如果东北能在我们的领导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礎,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

6月10日,也就是“七大”闭幕的前一天,毛泽东仍在思考东北问题。在《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的报告中,他又进一步强调指出:“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人当选才好,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

最终,东北籍的万毅、吕正操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关东,那片遥远的黑土地,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实在是太有魅力了。它,东北靠着苏联,西边与蒙古接壤,南边和朝鲜隔江相望,西南是经营了多少年的华北根据地。

可是,此刻对于这片富有魅力的黑土地,共产党人是可望而不可即。

时光稍纵即逝,形势瞬息万变。

急剧变化了的国内外政治格局,使东北不仅成为中国,而且是国际两大政治势力争夺、角逐的一个焦点,也使中国共产党人挺进东北,把东北变成夺取全国的战略基地成为可能。

苏联出兵东北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发出指示,准备进占城市和交通要道。第三天,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发出七号命令,要求属辖各部立即迫使中国境内的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并公开提出了要进军东北。延安总部明确指示所属部队,要配合苏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准备接受日、伪满军投降……

为配合苏军对日作战并收复东北,抗联派出大批人员随苏军行动,并迅速集结在中苏边境整训的人员,分别派往东北11个地区的57个大中城市。

1945年8月13日,根据中共中央和延安总部的命令,冀热辽军区在丰润县大王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东进委员会和前方指挥所,抽调军队万余人,分三路首先进入东北。按照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指示,八路军山东军区一个连一百余人,乘船从烟台渡海,于8月29日到达辽东半岛的庄河县上岸。

为了抢占东北,国共双方调往东北的将领,都是他们领袖各自钟爱的战将。

国民党方面的有:杜聿明、郑洞国、卫立煌、梁华盛、孙立人、廖耀湘等。他们都是战功卓著、声名显赫的将领。蒋介石把国民党第13军、第52军、新编第1军、新编第6军、第71军、第60军、第93军先后派遣到东北。其中,全部美式装备的新编第1军、新编第6军,还是国民党五大王牌军中的两支部队。可见,蒋介石为抢占东北是不惜下了血本的。

为了加强东北的领导力量,中共中央于9月15日作出决定,派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段子俊和莫春和飞往东北,建立东北局,并任命彭真为中共东北局书记。

9月17日,彭真一行乘苏军代表到延安的飞机一同去沈阳。

彭真一行到沈阳的第二天,中央又决定派李富春、林彪、罗荣桓、张闻天、高岗,赴东北工作。

想想此前此后,这些人在党和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就知道共产党为夺取东北下了怎样的本钱。

共产党方面,挺进东北的军队有11万人。在这些派往东北的军队领导人中,日后出了林彪、罗荣桓两位元帅,还有一大批大将、上将、中将、少将。

中共“七大”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44人、中央候补委员33人。为加强东北的领导力量,中共中央陆续派往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竟然多达22人。

从这一数字就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局势的高度重视。

第一缕曙光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是第一个给中国提供援助的国家。但是,苏联也有自己的战略谋划。在上世纪的30年代末40年代初,世界法西斯势力最猖獗。在欧洲,希特勒虎视眈眈,随时可能扑向苏联,在远东,日本侵占东北后,一直策划进攻苏联。战略利益需要苏联有个比较强大的中国,在远东抗衡日本,使苏联避免两面作战的窘境,而在中国,谁能做到这一点呢?

斯大林看好的是谁?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在克里姆林宫的战略构图上,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地位。斯大林曾轻蔑地说:“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人。”即使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斯大林仍然青睐于蒋介石。

但是,一系列的国际碰撞,却让蒋介石看清了一个事实:弱国无外交!

作为战胜国,两次世界大战后,列强送给中国的是什么“礼物”?第一次,是把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第二次,是把当年沙俄在东北的权益,交还给社会主义的苏联。直到雅尔塔秘密协定摆到桌前,蒋介石才知道,中国再次被出卖了!他为此震怒了!

震怒之后是冷静。从抗战胜利后眼前的危机而言,蒋介石看得十分清楚,他的最大敌人,仍然是延安的共产党人!

不过,蒋介石是十分自信的。因为,他有一个可靠强大的美国盟友。即使与他志不同道不合的苏联,也不得不和他握手寒暄,《中蘇友好同盟条约》就是白纸黑字。在这个条约中,苏联承诺有关日本投降后东北利益的一针一线,都不交给共产党。如此看来,蒋介石几乎拥有了一切。

然而,他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在这场背景复杂的碰撞中,最终能够决定关东前途和命运的,是关东的人民。人民,才是这片黑土地的主人,谁拥有人民,谁就拥有黑土地!

兵贵神速,中共能否发展东北,控制东北,首先取决于部队和干部能否迅速到达东北。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部署。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各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开赴东北。奔赴东北的许多部队,每天行军70到80里,很快增加到一百多里,有时还急行军达一百八十多里,可谓艰辛万分。

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从各解放区调入东北的2万多干部,迅速分赴北满、南满、东满、西满广大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政权,扩大地方武装,建立根据地。

此时,随苏军一起打回家乡的抗联武装力量,也得到了较大发展。1945年10月,将东北抗联改称为东北民主自卫军,总计4万余人,由周保中任司令员。

至1945年12月中旬,从各解放区调入东北的军队约有11万人。

这些力量,成为共产党同国民党争夺东北黑土地的最基本力量。

蒋介石见共产党军队已大举进入东北,并在各地建立政权,扩大军队,自己却只能进去几个文职人员,自然怒火中烧。

当年,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一直寄予很高的期望,党内电报中都以辰兄、远方为其代号。

但是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没有将大城市交给中共的打算。

直到1945年10月11日,参加重庆和谈的毛泽东返回延安后,中共中央对东北方针才有了新变化。其重要原因是,苏军表示可以帮助中共,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

可是,进入到1945年11月后,形势急转。在军事上,国民党开始对挺进东北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大举进攻。外交上,它又联合美国向苏联施压。

11月19日,苏军正式通知东北局,限令中共机关及所属部队,在三日内全部撤出沈阳、长春等大城市,以便他们向国民党办交接。

11月25日,彭真、罗荣桓、林枫等率领东北局机关撤出沈阳,移师到本溪。

然而,随着中共撤出沈阳城,国民党地下军和原伪满官员、军人、警察趁机大肆活动,一哄而上,冲击中共党政机关驻地,追杀中共党员和东北人民自治军干部。

同时,长春铁路沿线的大中城市,也掀起了一股叛乱浪潮,伪满人员、土匪、旧军人,纷纷哗变,刚刚建立的中共省委、县委和地方政府,遭受到严重破坏,一些干部被叛乱分子杀害,国民党特务反共气焰十分嚣张。此外,齐齐哈尔形势也非常严峻,该市原为中共嫩江省委和军区所在地。11月中旬,当嫩江省委、军区和警备旅撤离后,国民党组织伪满警察和各县地主武装成立光复军,人数竟达1.8万人,还配有装甲车、重炮等装备,他们占领县城,杀害东北人民自治军干部。

从全国各解放区抽调来的十多万大军和2万余名干部向何处发展?他们还能否在东北最后站住脚?这都需要中共中央和东北局作出正确选择,并拿出解决危机的办法。

东北初战,敌强我弱,遭遇挫折,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已无可能,占领东北各大城市亦无可能,中共中央迅速作出战略方针的调整。

共产党人认识到,国民党虽然占领了东北的大中城市,但是他们代表不了黑土地人民的意愿,只要我党在东北控制了广大乡村及众多中小城市,紧紧依靠人民,就能取得东北最终的胜利。而刘少奇最早将这一战略思想概括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同日,刘少奇致电彭真、林彪并转高岗、陈云、李富春指出:“‘一二·二八指示的中心是进行切实的群众工作,建立根据地。”

在东北局的领导下,延安干部团的干部也很快被分配到东北各地。因为任务紧急,分别前许多人连打招呼都来不及。

其中,东北局命令从延安来的范式人、赵德尊、杨英杰等人,迅速带一个干部大队赶赴北安。

为什么要他们迅速去北安?

北安,位于小兴安岭西南麓,东部为小兴安岭山脉的延续,属于山区;西部为丘陵平原区,是松嫩平原过渡的中间地带,也是松嫩平原黑土地带的边缘。早在八百多年以前,北安地区已建有相当于县级的政权。清廷入主中原后,这里作为其“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实行封禁,时间长达二百余年,致使这里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停滞衰落。晚清开禁,移民不断涌来,1903年形成北安村。随着商贸的繁荣,很快形成北安镇。

此时的北安,作为北满根据地五大中心之一,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

1939年,北安是伪满洲国设立的19个省之一的北安省省会,也是伪满军政中心之一,建有大量办公用房和军事设施。

北安,还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滨北、齐北、北黑三条铁路在此交汇,东南通达哈尔滨,西南通达齐齐哈尔,向北直达边境城市黑河,可以联系西满,支援南满。

1932年6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安全县。此后,北安人民配合东北抗联,与日寇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战。

为了民族的解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东北抗日联军将士两次西征北安地区,在广大群众的密切配合下,曾多次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战斗,取得了许多胜利,赵尚志等抗联将士在此曾留下许多战斗遗迹。北安作为革命老区,必将在东北解放战争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延安干部团临行前,东北局书记彭真找他们谈话,叮嘱他们要尽快打开工作局面,把黑龙江省根据地建设好。

派往北安的干部,仅为延安干部团的一部分。从延安到东北的干部团原有一千多人,这是我党派往东北的第三批干部。

11月9日,奔赴北安的241名延安干部团成员,登上了前往哈尔滨的火车。这些人当中有范式人、赵德尊、叶长庚、林一心等,他们都是七大代表或候补代表。

在火车上,赵德尊向干部团传达了陈云的指示,要求大家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安排。

路过哈尔滨时,驻军司令聂鹤亭向干部团要干部,干部团把一个小队的军事干部交给他,这样干部团就只剩下195人了。等到了北安,干部团领导才知道,原来延安来的干部是如此的宝贵。

11月15日黎明,火车离开哈尔滨去北安。车过松花江后,只见山川大地一片银装素裹,白雪皑皑。虽说他们在关内也曾见到过雪,但见到这样的茫茫积雪还是头一次。

当时,拟组建的黑龙江省,实际是伪满洲国时期设立的北安省和黑河省两个省的辖区,共有26个县、近300万人口。延安干部团不仅要组建和加强省工委、省政府和省军区,还要派人接收全省的各个县,建立人民政权和人民武装。干部团的195名干部,要承担起全省县以上的行政领导干部职责,责任重大。

由于时间紧迫,在火车上,干部团领导根据干部的基本情况,立即拟定干部安排方案。

11月15日深夜。茫茫北国,雪花飞舞。

范式人、赵德尊、杨英杰带领延安干部团抵达了北安火车站。

那一刻,在皑皑白雪、灯光迷离的站台上,有人来迎接他们了。在这些人群中,有先期到达的抗联和晋察冀的同志,还有两个穿黑色警服、戴大盖帽、挂着洋刀的警察。在他们的引导下,一行人步出车站,来到北安县公安局。

让大家诧异的是,在公安局的墙上,仍然挂着蒋介石的像。原来,这些伪满的警察,是等待国民党政府接收大员的到来,听说关内来人就去迎接了。没想到,他们接来的竟然是共产党的干部。其实,国民党也任命了黑龙江省的省长,但只到了哈尔滨,听说北安建立了中共黑龙江省工委,就没敢来北安上任。

得此情况后,大家稍作休息,便立即转移到原来的实业银行。这里,已被先期到达的同志接收,比较安全。

从1945年9月2日下午到1945年11月15日晚上,从延安出发胜利到达北安,延安干部团跨越西北、华北、东北的8个省,总计行程八千多里,历时72天。

一路上,他们翻山越岭,风餐露宿,经受了暴雨冰雪等恶劣气候以及与敌人封锁、战斗的艰难……

延安干部团的到达,为建立以北安为中心的黑龙江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他们到达前,这里已有25名抗联干部和19名晋察冀干部,并做了大量先期工作。至此,北安已有三股干部力量,共239人。

延安干部团到达北安后,仅仅用5天时间,就基本分配完了干部。他们大部分被分配到了外县。各县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县大队长,基本上都是干部团的成员,大县的县委组织部长或县大队政治委员,也是延安干部团成员。

建立民主政权,是北上干部迫在眉睫的大事。

1946年1月31日。北安。冰天雪地。寒风萧萧。

就在这个特殊的时令,黑龙江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北安召开。

大会宣布正式成立黑龙江省行政委员会,并选举于天放为省参议会参议长、陈大凡为省政府主席、杨英杰为副主席。黑龙江省共辖26县(北安19个、黑河7个)。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完整的省级人民民主政权。从此,北安这个边陲小城,拥有了“塞北延安”的美誉。

以北安为中心创建的黑龙江省根据地,也是北满地区树起的第一面红旗,北安的历史也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随即一个个电波、一条条指令,从北安发出,以这里为中心的老黑龙江省根据地,从此谱写了一首首壮美的诗篇。

经过民主建政,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政权形式,在广大农村建立了,过去的穷棒子成了这片黑土地的主人。

此后,黑龙江省工委还陆续向各县派出干部接收政权,组建地方党组织,建立了绥化、海伦、北安、黑河4个中心县工委。至1946年10月,黑龙江省已发展党员2566名,其中农村党员1854名;建立支部206个,其中农村支部144个。到1948年末,黑龙江省党员发展到1.8万余名,其中农村党员1.4万多名。

延安干部团到达北安第二天,就决定开始扩兵。扩兵方针是:“既要放手扩大,又要能够掌握。”

根据当时的形势,省工委提出“中心是发展武装力量”的决定,迅速成立了东北人民自治军黑龙江军区,叶长庚任司令员,范式人任副政委代政委,抗联将领王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一个星期内,黑龙江省军区便组建了3个支队,一支队驻绥化,二支队驻海伦,三支队驻北安。

以北安为中心的黑龙江省的创建,是共产党领导人民迎来的新中国的第一缕曙光!

力量之源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

……”

这是解放戰争时期各解放区广泛传唱的一首歌曲。为什么这首歌在解放区流行?因为,它代表了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渴望。

然而,你知道吗?最早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是在东北,在黑龙江省省委省府所在地的北安。

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源自《孟子·离娄上》)可见,得民心者得天下,这是历史的铁律。

延安干部来到北安,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这样就平安了吗?就有了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家了吗?中国共产党就能夺取全国胜利了吗?

答案是否定的!

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是什么?是“农村包围城市”。

为什么会是“农村包围城市”?显然,它是将广大的农民发动了起来。农民为什么会听共产党的?因为,共产党顺应了中国亿万农民拥有土地的愿望。

要知道,没有土地的农民,只能是土地的奴隶。

他们没有权力,没有尊严,甚至没有妻子儿女,主人可以随意霸占他们,再把他们拉去看家护院。血性汉子流尽了鲜血,缺少血性的汉子和看得太多的血性汉子,就忍气吞声和学会了忍气吞声。因为没有土地的农民,本来就一无所有。

土地,中国农民的命根子。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都提出过类似“均土地”的口号。即使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提出过这样的主张。然而,最终却都成了空话。

别说“正牌”的国民党军,就连一拨又一拨的“胡子”,不也打着“杀富济贫”“保卫乡土”的旗号吗?至于远道而来的小鬼子,不也说是实现“大东亚共荣圈”吗?然而,他们所到之处,都像蝗虫一样,吃光烧尽。

黑土地的百姓已经听得太多了,他们不愿听,而要看做。现在,共产党人要真的实现“耕者有其田”。黑土地的人民只能拭目以待了。

早在1946年1月12日,中共黑龙江省工委就作出指示:“必须切实解决广大农民最迫切的具体的经济要求。”

根据省工委的指示,各县区委派出工作团,大规模开展土改运动,进行“摸石头过河”式的大胆探索和试验。

从延安和老根据地来到北安的干部,他们有着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还有着许多土改工作的经验,执行土地革政策坚决、彻底。

1946年6月上旬,黑龙江省工委派出1000名干部,组成35个工作团,分赴各县发动群众,贯彻中央“五四指示”,开展清算分地斗争。省委只留守很少的人,大多数人都深入乡村蹲点,积极发动群众,组织开展土改工作。

王鹤寿、杨英杰、赵德尊等省领导带领土改工作队,入村入户开展调查研究,撰写调研报告。各县委也分别组成几十人至上百人的工作团,到农村发动群众。

黑龙江省土改,是走在了东北乃至全国前列的。这场土改,是从反奸清算和分配开拓地开始的,将日本开拓地、逃亡汉奸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以此实现“耕者有其田”,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垮封建统治,真正使农民翻身,当家做主。

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北安县试点土改村桦树林村外,现为北安市二井镇的自和屯和自政屯,都是当时黑龙江省的土地改革试点村。

今年92岁的北安市离休干部周凤林,是亲历这次土改的参与者。他家有兄弟姐妹7人,因为贫困和疾病,母亲39岁就离开了人世,父亲带着他们7个子女度日如年,他给姓梁的地主放50头牛,一年才得20元钱,穷得兄弟5人合穿一条裤子。土改了,他们家人人分得了土地,日子一下子好了起来,二哥去当兵了,他则在村子里负责征兵。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老人感慨万分。

……

黑龙江省的土地改革,坚持依靠广大贫雇农,效果十分明显。到1946年10月中旬,经过清算分地斗争,黑龙江省已有50万垧土地分给无地或者少地的农民,其中分配开拓地10万余垧,全省约75%的农民分到了土地。

然而,共產党干部们刚进行土改时,事情并不一帆风顺。白天,贫困农民刚刚分到粮食物资,到了夜晚又偷偷送回到了地主家。

为什么?因为封建势力根深蒂固,不少地主的威风没有被打垮,穷苦群众尚未真正发动起来,有的地方是和平分地,甚至存在明分暗不分,甚至出现了假分的现象。

还有,当时掌握农村权力的农会中,发现有地主狗腿子和流氓混入,形成了“夹生饭”现象。

面对如此挫折,黑龙江省委和各县均及时总结经验,及时组织农会,通过开忆苦会,让贫苦农民控诉地主剥削穷人的罪恶,使贫困农民明白土改的革命道理和意义。

二井镇李显亭屯(即自政屯)恶霸地主李显亭,在伪满时,曾当过伪村公所助理、伪甲长,依仗权势霸占了2000垧土地,民愤极大。为了顺利推进土改,省工委决定惩治这个恶霸。枪毙那天,自政屯农会组织的公审大会现场,人山人海。黑龙江省工委书记王鹤寿和蔡畅等领导,都亲自参加了公审大会,给了穷苦百姓以极大的信心。

之后,黑龙江省所属各县的农村土改运动,都开展得如火如荼。

1946年12月9日,中共黑龙江省工委作出决定,要求各地开展查地斗争,提出全党集中力量用4个月时间,决心消灭“夹生饭”。

1947年春,为了完成煮“夹生饭”和不误春耕,北安地区提出春耕分两步走。首先,未划地段者要尽快划清地段,然后从斗大树(指斗大地主)中,解决农民迫切需要购置的种子、牲畜、农具等。

到1947年6月,北安地委所属各县分地10.3万多垧、房屋1.6万多间、牲畜八千一百多头、大车一千二百多辆。

经过煮“夹生饭”运动,大部分地区消灭了明分暗不分和假分地现象,广大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并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1947年初,东北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160万亩土地,分得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万担,到1948年上半年,土地改革基本结束。

千百年来,被脑满肠肥的人欺压惯了的穷棒子,显示出从未有过的激动和兴奋。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就制定了平分土地的政策。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根据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和战争需要,将平分土地政策调整为减租减息。随着解放战争的到来,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宣布实现“耕者有其田”。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斗地主、分田地的农民运动开始了。

但是,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对某些地主照顾太多。刘少奇敏锐地觉察到了这种“右倾”现象和党风问题。

1947年7月17日。一个火热的日子。西柏坡村恶石沟西侧的打麦场。

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特殊会议召开了。站在主席台上,刘少奇挥舞着瘦瘦的胳膊,坚定地说:“共产党不允许这个世界存在不公平现象,也不允许自己凌驾于群众之上,土改必须彻底,作风必须转变!”

在此次会议上,黑龙江省委组织部长赵德尊代表东北代表团,作了专题发言,全面介绍黑龙江省土改工作经验,引起了强烈反响。其中许多经验被党中央制定土改政策借鉴和吸纳,并向其他解放区大力推广。

早在参会前,彭真曾亲自带领参会人员赴北安等地调研,收集了第一手资料,全面总结了北安的土改经验。

此次会议选择赵德尊代表东北代表团发言,实际上是对黑龙江省土改工作的充分肯定。

在此后的一个多月内,参会者在麦场上聚聚散散。

在这段时间里,刘少奇与转战陕北的毛泽东联系特别稠密,无影的电报密码在天空中飞来飞去。

8月13日,毛泽东复电,认为刘少奇所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同意将报告所述方针提到土地会议上讨论。

9月13日,全国土地会议闭幕。會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草案)。

这次会议,作出了顺应中国亿万民心的决定:平分土地。

一石激起千层浪。它点燃了中国亿万农民的激情与希望。一时间,全国各个解放区到处烧地契、埋界桩、量土地……场景火热,激动人心!

农民有了土地,共产党人就有了家。

陕甘宁、晋察冀、冀鲁豫、晋绥、鲁南、冀热辽、鄂豫皖……到处锣鼓喧天,翻身的亿万农民跟踪支前,踊跃报名参军。

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共采取了两种斗争方式,一是土改,二是军事,决定最后胜负的在于前者不在后者。”

美国作家威廉·辛顿则在书中感叹道:“新发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在中国内战期间的作用,恰如林肯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发表的《黑奴解放宣言》。”

土地革命,无疑是指明了亿万解放区人民的希望前程,给正在壮大的共产党军队增添了决胜的利器!

而北安成了这场运动的试验田,其意义是深远的。

血肉情深

“翻身不忘恩,好汉去当兵!”

“保田保家保乡去!”

“胜利反攻,人人有份!”

在农民分得土地后,这样的口号,在东北黑土地的每个村庄每条街道都随处可见。

农民有了土地,再给他们一支枪去保卫土地,这实在是太顺理成章的事了。

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政治集团,敢于像共产党那样武装人民,因为人民武装起来,就要用枪杆子解决自己的痛苦。

无论你打我,我打你,“城头变幻大王旗”,黎民百姓只能听之任之。而当地主的房屋、车马和土地都变成了他们的,面对这一切,他们还能像过去那样无动于衷吗?

关东人称土匪为“胡子”。动乱年代盛产“胡子”,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期间,达到一个高潮。日寇投降后,“胡子”之多,为黑土地历史之最。

解放军《四野战史》这样记载:

“估计在我南满基本池区,约有匪五万余人,较大股活动的有五千人、三千人不等,重点活动于通化、沈阳、安东三角地区,中长路以西直到热河各县数目较少,但平均每县有千人左右。北满匪数庞大,最少不下十万人,大股都经常盘踞在数个县境之内,且装备优良,有野战重炮。”

这些“胡子”,有的对抢劫之外的事情一律不感兴趣;有的曾打过日本,后来投降了日本;有的反叛一切“官家”,当年打日本,后来打苏联红军,现在又打共产党和国民党,有的不管日本,还是国民党;有奶便是娘,谁硬就靠谁——如果有双蓝眼睛和大鼻子,那字号完全可能叫“红军”,或什么“斯基”之类。

还有一类,是由伪满军警宪特组成的,或自立门户,或散布于其他“胡子”里,其中还有不少日本军人,政治色彩极浓,土匪蜂起,国民党政府委任状满天飞。

国民党在东北加委的“胡子”头,“总司令”“总指挥”32名,“军长”33名,“师长”158名:仅在北满地区,就收编四个旅“中央胡子”。

或许,这是日寇投降后黑土地上的政治土特产吧。当时,东北154个县(旗)中,一百多个被“胡子”盘踞着。共产党占据的不到50个,有的也不巩固,经常处在“胡子”威胁下。

解放战争时期的黑龙江地区,是指的北满地区和西满地区一部分,这里解放最早,也是最先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地区。

从黑龙江兴起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猛烈冲击着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在红色革命的老区和半老区,基本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打碎了几千年来套在农民身上的封建枷锁,改变了农村旧有的生产关系。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使亿万农民获得了解放。

这一伟大的壮举,不仅彻底改变了广大农村的面貌,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做出了贡献,也为新中国建立后的大规模土地改革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

百姓心中有杆秤。翻了身的农民,自然而然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黑土地的人民知道,他们的命运与共产党血脉相连,打不倒蒋介石,赶不走“胡子”,他们的好日子就不会长久。

从这疙瘩到那疙瘩舌头紧靠着牙,

民主联军和老百姓守住东北守住家,

东北是我们家乡拼命保住它!

眼泪长着苗鲜血中开着花,

打败那敌人保住我们的家!

正是唱着这支《从这疙瘩到那疙瘩》的战歌,黑土地上翻身解放的农民,一批批走上了前线。

据《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统计,3年中,黑土地有1445907名农民参加了共产党军队。从1947年初到1948年两年时间内,黑龙江省向主力部队输送新兵9.5万人,出民工1.6万人次,粮食八十多万吨,谷草四万七千多吨,擔架三千二百多副,马匹五千六百多匹,大车辆一千二百多辆及干菜、鞋袜等其他大批物资。

共产党人凭借自己的魅力,召唤起人民的热情,并凭借人民的力量,所向无敌。

百姓的命运,与战争紧密相连;民心的向背,是决定战争的关键。

在西柏坡纪念馆里,有这样一封信:“毛主席啊,没有你我们真的饿死了。这回我们都翻身啦,分了地,分了马……眼看到冬天了,你那里很冷吧?给你捎去一件皮大氅,一双靴子……这是我们翻身的果实,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这封信是哈尔滨靠山屯全体翻身农民写给毛泽东的。

为了让这种生活能够继续下去,人民群众被广泛地发动起来,支援前线的战争。其情景自然就像当年民谣所传诵的那样了:

“国民党害了咱,共产党救了咱,没有解放军,上哪捞胜利?咱不参军谁参军?”“反蒋、保田、保饭碗!”“要人出人,要钱出钱,要粮出粮!”“挡大门,保田地,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持到哪里!”

……

于是,人们看到,在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中,几乎每一场大的战役,都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用肩挑背负,小车推送,供应前线需要的各种物资。

1946年秋天,冀东区在进行“扩军”,此时农民刚刚分得果实,情绪饱满,很快就动员出一万九千余人报名,最后正式参军者为一万三千七百多人。大约同一时期,冀中区在两月之内即动员四万余人参军。

……

“最后一把米,用来做军粮;

最后一尺布,用来做军装;

最后老棉被,盖在担架上;

最后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这首解放战争的战地民谣,展现的正是一幅波澜壮阔、气吞山河的人民支援战争的宏伟画卷。

1948年9月25日,济南战役刚刚结束,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一提出淮海战役的建议,就迅速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这个设想,战场主要集中在苏北一隅,被史家称为“小淮海”。

然而,有了解放区人民的强大基石,战机转瞬即变。10月22日,为配合华野实施淮海战役,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主力解放郑州。哪知,驻守开封的国民党军竟闻风而逃。于是,中野主力迅速推进到徐州以西,两大野战军由原先的配合作战,瞬间变成了协同作战。

更令人欣喜的是,11月2日,辽沈战役一胜利结束。国共双方军力顿时出现了逆转,人民解放军占据上风。解放战争的有利局面正一步步扩大。

11月8日,即淮海战役发起后的第3天,粟裕和华野副参谋长张震再次向中央发电,建议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不再攻打两淮,而是西向进击徐蚌线,以抑留大量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而后分别歼灭。

翌日,中央军委即就粟张电报明确复示:“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

这两封电报足以说明,中央已下定决心,将“小淮海”打成“大淮海”,在以徐州为中心方圆8万平方公里的战场上,一举歼灭敌人南线主力。

国共之间空前的大决战,终于来临了。

古今中外的战史中,以少胜多的战例并不鲜见,唯独在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在每次交锋中,都是整师、整军、整个兵团的被消灭。

难道是他们的将领愚蠢?台湾史籍广泛转引所谓毛泽东给前线部队的一封亲笔函称:“十八军胡琏,狡如狐,勇如虎。宜趋避之,保存实力,待机取胜。”

难道是士兵不够勇敢?可是,在抗战中,第五军与日军号称“钢军”的王牌第五师团血战昆仑关,击毙日军第22旅团长中村正雄。在重庆保卫战中,第十一师(十八军前身)死守石碑要塞,歼灭日寇一千余人,使敌军未能占领石牌要塞,保证了鄂西大捷。而淮海战役从开始到结束,共产党的军队却一路高歌,并主动出击,是什么让共产党军队有如此必胜信念?

民心是天,民心就是共产党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开战在即,山东解放区也迎来了土改完成后的一个丰收年。无数的山东农民收割完自家的粮食,扛起扁担就冲上前线。在此后的5个月里,山东解放区还有16.8万名青壮年参军,其中8万人补入主力部队。“父送子、妻送郎,父子同参军、兄弟皆参军,烈属送子再参军”的感人场面,屡见不鲜,不胜枚举。

“人民的母亲”日照县范大娘,将3个儿子送去参加解放军,先后牺牲。她听到噩耗后,仍一如既往地纳底子赶制军鞋。

许多国民党将领曾经发出哀叹:“山东尽是老八路!”以此感叹其作战顽强,意志坚定。然而,让国民党无法预料的是,除了山东、苏北这些“匪区”,江淮、豫皖苏、冀鲁豫以及整个华东的农民,也都扛起扁担支持解放军。到了1948年秋天,国民党原先的所谓“模范区”豫西一带,也成为另一个山东。

1949年1月2日,《中原日报》这样记述:

一位38岁的农村妇女许秀英,伤员从前方转来时,她就提着茶壶在路旁等候伤员,给伤员喝水。他听到重伤员呻吟时,总是亲热地去安慰,为伤员洗血衣和脏衣服。

她还动员丈夫到转运站工作,送14岁的儿子去照顾伤员,动员全村妇女为伤员服务。1946年秋天,解放军西调,国民党军队对参加过群众团体的进行报复,她带着6岁的儿子逃难,但回乡不久,便参加了妇救会。

为什么农村妇女许秀英会如此?因为,许秀英1948年4月回家后,分了十几亩地,自己又动手开了十几亩荒地,从此才建立起自己的家业。

饮水思源,她怎能不拼命支前?在为淮海前线筹粮碾米活动中,豫西地区有二百多万许秀英这样的妇女,都参加了碾米、磨面和做军鞋等活动。

在山东曹县五区后张庄村,有位七十多岁的翻身妇女张大娘,土改分得11亩地,过上了好日子。她见村里装米急需口袋,便拿出给新媳妇做的新被子,剪开做成了口袋装米,并对儿媳妇说:前方用米当紧,咱在家怎么都好对付,等打倒蒋介石后,咱再不用趴豆棵了,不愁没好日子过。

1949年1月3日,《中原日报》载:

新安县翻身农民于书堂老人,年近七旬,他招来两个儿子,把自己备用的棺木锯成四方的枕木,抬着送到车站。

别人问他:“你百年以后,用什么东西装着送终?”

于老汉风趣地说:“我死后,用石头做寿棺,不怕雨,不怕晒,安安稳稳逛西天。”

新媳妇的被面,百年后的棺木,对中国人来说这是最为重要的物件,老百姓却都用来支援了解放军。

……

解放战争初期,国共双方打了一场清风店战役。为了先于国民党军队到达战场清风店,解放军靠双脚夜行200华里,官兵们在行进中走着睡、走着吃,而国民党军队的摩托车部队,从石家庄到清风店,90华里路程走了1天1夜。

在这奇迹的背后,是当地老百姓自发为解放军提供了一对一的接力保障。他们帮战士扛着携行物资送到下一个村,交给下一个百姓。沿村群众像马拉松比赛的补给站一样,站在路边把干粮和水送到战士手里。而国民党的摩托车部队除了遭到游击队袭扰,一路上还遇上老百姓到处挖的坑。显然,国民党80万军队的对手,不仅仅是60万解放军,而是整个华东地区的百姓。即便是一向乐观的毛泽东,也只是在1948年说:“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从根本上打倒了。”他强调了“有可能”。

谁也没想到,胜利会来得这么快,这么彻底。

“群力谁能御,齐心可穿石”。

国民党高级将领黄维最终被俘。在被押往后方的途中,当他看到解放军战士和群众亲如一家的景象时,不禁仰天长叹:“蒋介石太蠢!”

被俘的国民党第18军军长杨伯涛曾为此深深感慨:“最后的败灭非战之罪,应归咎于脱离人民群众,进而敌视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的大海里淹没了。”

以三大战役为例:

辽沈战役动员了一万三千八百余副担架、36700辆大车、九万六千余名随军民工,还动员了18个独立师投入战斗,以及80个第二级兵团三十余万人的地方武装。

平津战役动员了三十余万民工和四十余万人的地方武装。

淮海战役,共出动民工543万人,征集担架20万副,大小车88万辆,挑子30万副,牲畜76万头,总共筹运粮食96000斤,前方实际用粮43400斤。

人民就是天,人民就是地。民心不可违,民心不可欺。民心是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让我想起了那首动听的歌:

“都说咱老百姓啊是那满天星

群星簇拥才有那个月呀月光明

都说咱老百姓啊是那黄土地

大地浑厚托起那个太呀太阳红

都说咱老百姓啊是那原上草

芳草连天才有那个春呀春意浓……”

红旗舞过大地绿,战争遗韵亦铿锵。暗淡了刀光剑影,遠去了鼓角铮鸣。虽然当年炮火的硝烟早已飘散,但那些战争中留下的浩然正气却不曾老去,相反,在岁月激流的冲刷下历久弥新、熠熠生辉。

只有人民的江山才会万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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