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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〇年夏天的一顿午餐

时间:2021-01-14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陈忠实

一顿午餐,留下两个人半生的记忆。

这两个人,一个是作家刘恒,一个是我。

11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在堪称豪华的北京饭店的过厅里,我和刘恒碰见了相遇了,几年不见,他胖了,头发却稀疏了。心想着按他的年纪,头发不该这么稀,眼见的却稀了。对视的一瞬,都伸出手来握到一起。没有热烈的问候,也没有搂肩捶胸的亲昵举动,他似乎和我一样不善此举。刚握住手,他便说起那顿午餐,在我家乡的灞桥古镇上吃的那一碗羊肉泡馍。正说间,围过来几位作家朋友,刘恒着意强调是站在街道边上吃的。我说是的,一间门面的小饭馆容纳不下汹涌而来的食客,就站在饭馆门外的街道上吃饭,站着还是蹲着我记不清了……

这是1980年夏天的事。

这年的春节刚刚过罢,我所供职的西安郊区随区划变更为雁塔、未央和灞桥三个区。我的具体单位郊区文化馆也分为三个。我选择了离家较近的灞桥区文化馆,为着关照依赖生产队生活的老婆孩子比较方便,还有自留地须得我播种和收割。刚刚设立的灞桥区缺少办公房舍,把文化馆暂且安排到距离区政府机关近十里远的灞桥古镇上。这儿有一家电影院,用木材和红瓦建构的放映大棚,据说是1958年大跃进年代兴建的文化娱乐设施,地上铺的青砖已经被川流不息的脚步踩得坑坑洼洼了,既可见久远的历程,更可见当地乡民观赏电影的盛况。放映棚后边,有一排又低又矮的土坯垒墙的平房,是电影放映人员工作和住宿兼用的房子,现在腾出一半来,给我等文化馆干部入住,同时也就挂出一块灞桥区文化馆的白底黑字的招牌。我得到一间小屋,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和一块床板,都是公家配备的公物,一只做饭烧水的小火炉是自购的私家财物,烧煤是按统购物资每月的定量,到三里外的柳巷煤店去购买。我那时已官晋一级,兼着区文化局副局长,舍弃了区政府给文化局分配的稍好的办公室,选择了和文化馆干部搅和在一起。我喜欢古人折柳送别的这个千古老镇,一缕温情来自桥南头的高中母校,三年读书留下的美好记忆全都浮泛出来了;另一缕情思或者说情调,来自职业爱好,多年来舞文弄墨尽管还没弄出多大的响声,尽管生活习性生活方式和当地农民差不了多少,而文人的那些酸不酸甜不甜的情调却顽固地潜在着,诸如早春到刚刚解冻的灞河长堤上漫步,看杨柳枝条上日渐萌生的黄色嫩芽,夏日傍晚把脚伸进水里看长河落日的灿烂归于模糊,深秋时节灞河滩里眼看着变得枯黄的杂草野花,每逢集日拥挤着推车挑担拉牛牵羊的男女乡民,大自然在这个古镇千百年来周而复始地演绎着绿了枯了暖了又冷了的景致。刚跨入20世纪80年代的古镇周边的乡民在这里聚集,呈现出从极“左”律令下刚刚获得喘息的农民脸上的轻松和脚下的急迫,我常常在牛马市场木材市场和小吃摊前沉迷……我觉得傍着灞河依着一堤柳绿的古镇灞桥,更切合我的生活习性和生存心理。

刘恒突然来了,是我在这个古镇落脚扎铺大约半年。1980年正值酷暑三伏最难熬的季节,一个高过我半头的小伙子走进电影院后院的平房,找我,自我介绍是《北京文学》的编辑。我在让座和递茶的时候,心里已不单是感动,更有沉沉的负疚了。古镇灞桥通西安的13路公交汽车,那时候是一小时一趟,我每逢到西安赶会或办事,在车上前胸后背都被挤拥得长吸粗吁;汽车在坑坑洼洼的沙石路上左避右躲,常常抵不上小伙子骑自行车的速度。这是唯一的公共交通设施,别无选择,出租车的名称还没有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刘恒肯定是冒着燥热乘坐西安到城郊的这班公共汽车来的,而且是从北京来的。我的那间宿办合用的屋子,配备两把椅子,超过两个来客我便坐在床沿上,把椅子让给客人,沙发在那时也是一个奢侈的名词。刘恒便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喝我递给他的粗茶。他说他来约稿。他似乎说他刚进《北京文学》做编辑不久。他说是老傅让他来找我的。说到老傅,我顿然觉得和近在咫尺的这位小伙子拉得更近了,距离和陌生顿然大部分化释了。

老傅是傅用霖,年龄和我不相上下,还不上四十,大家都习惯称老傅而很少直呼其名,多是一种敬重和信赖,他的谦和诚恳对熟人和生人都发生着这样潜在的心理影响。我和他相识在1976年那个在中国历史不会淡漠的春天。已经复刊出版的《人民文学》杂志约了8名业余作者给刊物写稿,我和老傅就有缘相识了。他不住编辑部安排的旅馆,我和他也就只见过两回面,分手后也没有书信来往。1978年秋天我从公社(乡镇)调到西安郊区文化馆,专注于阅读,既在提升扩展艺术视野,更在反省和涮涤极“左”的思想和极“左”的艺术概念,有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完全是自我把握的行为。到1979年春天,我感到一种表述的欲望强烈起来,便开始写小说,自然是短篇。正在这时候,我收到老傅的约稿信。这是一封在我的创作历程中不会泯灭的约稿信,在于它是第一封。

此前在西安的一次文学聚会上,《陕西日报》长我一辈的老编辑吕震岳当面约稿,我给了他一篇《信任》。这篇6000字的小说随之被《人民文学》转载(那时没有选刊,该杂志辟有转载专栏),到1980年初被评为第二届全国短篇小说奖。老吕是口头约稿。我正儿八经接到本省和外埠的第一封约稿信件,是老傅写给我的,是在中国文学刚刚复兴的新时期的背景下,也是在我刚刚拧开钢笔铺开稿纸的时候。我得到鼓舞,也获得自信,不是我投稿待审,而是有人向我约稿了,而且是《北京文学》杂志的编辑。对于从中学就喜欢写作、喜欢投稿的我来说,这封约稿信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我便给老傅寄去了短篇小说《徐家园三老汉》,很快便刊登了。这是新时期开始我写作并发表的第三个短篇小说。直到刘恒受他之嘱到灞桥来的时候,我和他再没见过面,却是一种老朋友的感觉了,通信甚至深过交手。

我和刘恒说了什么话,刘恒对我说了什么话,确已无从记忆。印象里是他话不多,也不似我后来接触过的北京人的口才天性。到中午饭时,我就领他去吃牛羊肉泡馍。这肯定是作为主人的我提议并得到他响应的。在电影院我的住所的马路对面,有镇上的供销社开办的一家国营食堂,有几样炒菜,我尝过,委实不敢恭维。再就是8分钱的素面条和1毛5分钱的肉面条。我想有特点的地方风味饭食,在西安当数羊肉泡馍了。经济政策刚刚松动,我在镇上发现了头一副卖豆腐脑的挑担,也過了久违的豆腐脑口瘾;紧跟着就是这家牛羊肉泡馍馆开张,弥补或者说填充了古镇饮食许久许久的空缺。这家仅只一间门面的泡馍馆开张的炮声刚落,在古镇以及周围乡村引起的议论旷日持久,波及到一切阶层所有职业的男女,肯定与疑惑的争论互不妥协。这是1980年特有的社会性话题,牵涉到两种制度和两条道路的议争。无论这种议争怎样持续,牛羊肉泡馍馆的生意却火爆异常,从早晨开门并拨旺昨夜封闭的火炉,直到天黑良久,食客不仅盈门,而且是排队编号。呼喊着号码让客人领饭的粗音大响,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尤其是午饭时间,一间门面四五张桌子根本无法容纳涌涌而来的食客,门外的人行道和上一阶土台的马路边上,站着或蹲着的人,都抱着一只大号粗瓷白碗,吃着同一个师傅从同一只铁瓢里用羊肉汤烩煮出来的掰碎了的馍块。

我领着刘恒走出文化馆所在的电影院的敞门,向西一拐就走到熙熙攘攘吃着喊着的一堆人跟前。我早已看惯也习惯了这壮观的又是奇特的聚吃景象,刘恒肯定是头一回驾临并亲自目睹,似不可想象也無所适从吧。我早已多回在这里站着吃或蹲着吃过,便按照看似杂乱无序里的程序做起,先交钱,再拿七成熟的烧饼,并领取一个标明顺序数码的牌号,自然要申明“普通”或“优质”,有几毛钱的差价,有两块肉的质量差别。我招待远道而来的贵宾刘恒,自然是肉多汤肥的“优质”。那时候中国人还没有肥胖的恐惧,还没有减肥、尿糖、抽脂、刮油等富贵症,还过着拿着肉票想挑肥膘肉还得托熟人走后门的光景。我便和刘恒蹲在街道边的人行道上,开始掰馍,我告诉他操作要领,馍块尽量小点,汤汁才能浸得透,味道才好。对于外来的朋友,我都会告知这些基本的掰馍要领,然而这需得耐心,尤其是初操此法者,手指别扭,掐也罢掰也罢往往很不熟练。刘恒大约耐着性子掰完了馍,由我交给掌勺的师傅。

我和刘恒就站在街道边上等待。我估计他此前没经过这种吃饭的阵势,此后大概也难得再温习一回,因为这景象后来在古镇灞桥也很快消失了,不是吃午餐的人减少了,而是如雨后春笋般接连开张的私营饭馆分解了食客,单是泡馍馆就有四五家可供食客比对和选择;反倒是那些刚刚扔下镰刀戴上小白帽的乡村少男少女,站在饭馆门口用七成秦腔三成京腔招徕笼络过往的食客。

几年之后,我有幸得到专业作家的资格,可以自主支配时间,也可以不再坐班上班,自我把握和斟酌一番,便决定撤出古镇灞桥,回归到灞河上游白鹿原下祖居的老屋,吃老婆擀的面条喝她熬烧的苞谷糁子,想吃碗羊肉泡馍需得等到进城开会办事的机会。

住在乡下,应酬事少了,阅读的时间自然多了,在赠寄的一本杂志上,我发现了刘恒,有一种特别兴奋的感觉。随之又读到了《狗日的粮食》,我有一种抑压不住的心理冲动,一个成熟的禀赋独立的作家跃到中国文坛前沿了。每与本地文学朋友聊起文学动态,便说到《狗日的粮食》,也怀一份庆幸和得意,说到在灞桥街头站着或蹲着招待刘恒的那一碗泡馍,朋友听了不无惊诧和朗笑,玩笑说,你把一个大作家委屈了。我也隐隐感到,便盼着有一天能在西安最知名的百年名店“老孙家泡馍馆”招待一回,挽回小镇站吃的遗憾。这时候不仅公家有了列项的招待款,我个人的稿酬收入也水涨船高了,况且“老孙家”也得了刘华清题写的“天下第一碗”的真笔墨宝,店堂已是冬暖夏凉和细瓷雕花碗的现代化装备了,我在这儿招待过组团的兄弟省作家和单个来陕的作家朋友,却遗憾着刘恒。刘恒似乎不大走动,似乎除了一部一部引起不同凡响的作品之外,再没有其他逸事或作品之外的响动。我能获得的信息,都是他的作品所引发的话题。这样,刘恒在中国文坛的姿态,便在我心里形成了,让我无形中形成了敬重,不受年龄的限制。敬重不在年龄。

从1980年夏天初识于我的灞桥,街道边的一顿午餐,成为我们二十多年深刻的记忆。这期间,我和刘恒大约有两三次相遇,每当见面握手,便说到街头的那顿午餐,一碗牛肉或羊肉泡馍。以我推想,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也随着作家腰包的不断填充,大餐小餐中餐西餐乃至豪华宴会,他和我都经历过了。在他,起码我没听见对某一顿大餐的感受;在我,即使吃过什么稀罕饭菜,稀罕过后也就不稀罕了。灞桥街头的这一顿牛羊肉泡馍,之所以让两个人经久不忘,我想在于这情景发生的年代——1980年夏天,中国新的发展契机初露端倪时的一个标志性的年份,第一家私营饭馆在古镇灞桥张扬出来时的特有景观;另一因由在于这碗牛羊肉泡馍,标记着那个年月的我的消费水平,自参加工作18年第一次涨薪,拿到45元月薪了,大约发表了10多篇小说,累计有1000多元的外快稿酬了,可以请本地和外埠的朋友吃一餐泡馍了;还有一点在于,蹲或站在街道上吃泡馍的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了有点名气的作家,一个在北京,一个还在关中。这似乎才是造成记忆不泯的关键,作家微妙的生活感受;此前此后我陪过老朋友新相识包括乡村亲邻等都吃过,过后统忘记了;唯有作家不会忘记,我记着,刘恒也记着。

这回在北京饭店和刘恒握手,他开口便说起这顿牛羊肉泡馍午餐。笑罢,我突然想到,这顿街边的午餐已成为一种情结,也成为一种警示,在我千万别弄出摆显“贵族”的嗲来,当下这种发“贵族”的嗲气小成气候。那样一来,刘恒可能再不说1980年夏天古镇灞桥的午餐,也不屑于和我握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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