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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手戳

时间:2021-01-14    点击: 次    来源:不详    作者:佚名 - 小 + 大

王征雁

父亲有一枚象牙手戳,它比一般名章要大出许多。它质地细腻,有细小波纹,呈淡黄色,握在手里,沉甸甸的,尤其那种油润感,让人觉得那头大象本就不曾死去,那省却呼吸的生命仍蕴在这小小长方体中,即便跨越了百年时空,仍旧泌脂自泽,拒绝枯朽。

手戳上最初并非父亲的名字,父亲的名字是后来刻上去的,这才真正意义上成了父亲的手戳。但它毕竟出自民国,甚至来自历史更深处,就其资历,也算是一件“古董”了。也正是它,曾让父亲窃窃得意过,也曾让父亲惴惴不安过。

父亲和母亲,是山东齐河县的支边青年。1959年夏,他们公社150名“支青”,怀揣一个“淘金”梦,在同村本家王祥贵的带领下,来到了黑龙江畔的萝北农场二分场,也就是现在的延军农场。可一到农场,心就凉了半截,眼前的一切与在山东所宣传的落差很大。领导动员讲话时,说是去当工人,每月工资50元左右,三年后可留可回。没成想,到了这里还是跟土坷垃打交道,重返原籍的说法也没了下文。每月工资二十多元,除去伙食费,到手的也就十几块钱。他们所在的八队刚刚建成,生活工作条件非常艰苦。但那时队里已有火锯场,木料十分充足。他们住的是木板房,即里外各钉一层木板,中间填充锯末,但墙体不厚,门窗封闭也不严,夏挡不住蚊虫,冬保不住温度,室外是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室内洗脸水都结一层厚冰。宿舍里每人配发的一个小木槽,就是洗脸盆了。食堂里除了一口大锅,其余炊具几乎全是木制的。食堂很小,开饭时大家只能在外面站着吃,蚊子、小咬、牛虻成群地包围过来,他们一邊抓紧时间吃饭,一边不时地抽出一只手拍打,两只脚也交替着往腿上蹭着,一个个手舞足蹈的样子,活像一场杂乱滑稽的“饭操”。那时队里还没水井,生活用水全取自大江。冬天,宿舍里没有暖瓶,常备些大冰块,谁渴了就砸碎一些扔嘴里,嘎嘣嘎嘣地嚼上几块。脚上穿的大都还是老家的纳底布棉鞋,走不多远,脚底就粘个雪疙瘩,像踩着一个冰嘎,须不时地用小木棍擖哧几下。好在一日三餐,顿顿都能吃饱肚子,因为食堂开的是“死伙”,管够。这在大跃进时期,可不是一般的福分了。

应该说,这时的“支青”和多年后的“知青”大不相同:一是生长地不同,前者来自封闭落后的农村,后者来自相对文明开放的城市;二是文化层次不同,前者大多数文化不高,甚至是文盲,而后者是受过初等或中等教育的知识青年;三是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前者正处于大跃进时期,手无分文、食不果腹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梦魇;后者则处于“文革”盛期,红色浪潮正涤荡着每个人的灵魂。基于以上三点,就决定了他们来北大荒的初衷也是大相径庭:“支青”内心的目标很明确,并没有高喊的“支援边疆,建设边疆”那么崇高,大多只是奔着能吃饱、多挣钱而来;而“知青”们则是响应伟大号召满怀一腔豪情,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而来到北大荒这片“广阔天地”,立志“大有作为”的。这就不难理解,当年来垦区的山东“支青”共六万人之多,但最后真正扎根农垦的,也不过两三万人。当然,知青后来几乎全部返城,这是国家政策使然,两者不可相提并论。

那时候,“支青”们思想浮动,有的很快便偷偷跑回原籍。父亲虽没“逃跑”,但思想也一直没稳定下来。邻村同来的张少龙,头脑灵活,能说会道,消息也灵通,鬼点子特多。次年四月的一天,他和老乡张迎旭来找父亲,说伊春那边的林场工资高,待遇好,咱背井离乡出来为个啥,图的还不是多挣俩钱嘛,不如去那里找工作。仨人瞒着已是排长的王祥贵,一拍即合。一通谋划后,聊做准备,父亲便带着母亲,与张少龙、张迎旭一行四人趁着风高月黑,偷偷离开了农场八队。他们不敢走公路,怕队领导骑马追来,而是选择沿着江边走,一路披荆斩棘,跨沟越河。忽觉两条腿硬邦邦地打不过弯来,才发现被河水泡透的两条棉裤腿已冻成铁桶子了。

他们就这样跋山涉水,一路辗转,终于来到了伊春的一个林场。每当回忆起这次几百里长途跋涉,母亲便唏嘘不已:一是太辛苦,太遭罪,那苦那罪现在想想就起鸡皮疙瘩;二是很侥幸,很幸运,因为之前有不少偷跑者,虽大多成功逃离,但也有不少被追回的,尤其还有迷路失踪、遇到狼群被活活吃掉的传言,吓死人。

林场条件的确好多了,每月能挣八九十元,食堂主食多样,有馒头、煎饼和米饭等,只是价格不同,而且定量。年轻人饭量本来就大,何况从事的又是采伐、肩扛归棱或踩跳装车等重体力劳动,很多人不够吃,虽然手里有钱,但各种食品都凭票供应,饥肠辘辘便成常态。

这年农历八月十七,我就在那片原始森林里出生了。坐月子总该吃鸡蛋的,可供应站凭票售货,想多买些食品,无异于登天。要说还是张少龙鬼机灵,他知道父亲有一个大手戳,便出主意说,咱就自己写个买鸡蛋条子,把你那手戳盖上,那可是 “官印”,说不定就好使呢。果不出所料,供应站的人看着大大的戳印,不知那“王庆元印”什么来头,又不好多问,思忖良久,还是卖给了父亲几斤鸡蛋。父亲后来每每讲起这个笑话,不免津津乐道,洋溢出一脸既朴拙又狡黠的得意。而我却始终觉得,那不过是两个色彩迥异且错乱更迭的时空所碰撞出的一个黑色幽默。从那时起,父亲才对那枚手戳倍感珍惜了。而我的出生,不仅给家庭带来了欢乐,更重要的是给父母每月平添了一个人口粮,别看父亲做头杠,但肚子从此没再扁过。在1960年那个极其特殊的岁月里,这实在是意想不到的幸福了。

但张少龙他们却不同,每天仍处在吃不饱状态。饿则思变。他找来父亲、张迎旭和几位工友,谋划着去猎杀蹲仓的黑瞎子。在他们看来,数九寒天,树洞里冬眠的黑瞎子正迷迷糊糊,只要把树一放到,没等它反应过来,几斧头就把它解决了。说干就干。他们手持斧头、快马子锯等,钻进了原始森林的深处,终于找到了一棵非常粗大的枯树桶子。树皮脱落,枝丫稀少,用斧头一敲,空空直响,从了解到的经验判断,这应是黑瞎子蹲仓的好地方。于是,快马子便噌噌地切入树身,一把把快斧也做好了一级战斗准备,只等树倒熊出,利刃齐劈熊颅,一顿美餐似乎就在眼前了!突然,头顶上一声咆哮,使他们头皮发炸,仰脸看去,只见一只黑瞎子在树桶子上端正俯首怒视着他们。并无一声号令,他们不约而同地撒丫子就跑,各自奔命,可那黑瞎子不知怎的就偏偏选中了父亲穷追不舍。就在父亲筋疲力尽几近绝望时,面前出现了一堆木棱,他不知怎的就一出溜钻进了木棱与地面的缝隙里,黑瞎子却钻不进去,只能用熊掌一把一把地掏扯着,父亲的棉裤棉袄被撕扯成了烂絮和布条条。过了挺长时间,人们敲盆砸桶地涌来才把黑瞎子赶跑了,却怎么也无法将父亲拽出来,只好将木棱拆散,才将父亲抬回了家。父亲许多年后给我讲述这段历险时,对人在特殊环境下所释放出的超常潜能感叹不已。

张少龙到底是熬不住了。他跟父亲说,咱在老家饿怕了,填饱肚子才是最重要的,在这里挣钱多又管屁用,还不是饿肚子,就这一点,咱说啥也要回二分场!父亲耳根子软,脸面薄,尽管母亲对如此折腾很是抵触,但父亲考虑毕竟是同乡同车皮的“闯关东”,这次若不一起好来好回,也许感情上就永远地分开了,所以,还是决定与同来的两位老乡一同重返农场。但万没想到的是,在他们挤上客车时,张少龙却突然不见了。多少年后才知道,他是突然改变主意的,又怕大家骂他出尔反尔,便偷偷溜出了车站,但大家从此也就天各一方,再也未联系。

回到农场,他们便从此塌下心,扎下根来,再也不曾离开。

“文革”时期,常看到父亲拿着那枚手戳在炕沿上磨来蹭去。后来才知道,他是在磨上面的刻画和文字。原来,手戳是他人赠送之物,赠者就是老家的王庆元。

我老家是山东齐河的生金王村,村子不大,但历史悠久。它最早并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冯王村,由村里冯王两大姓氏而得名。村子前面有一池塘,村里人都称其为“湾”,水面挺大,足有五十多亩。湾的三面长满了芦苇和柳树,只有靠村的北侧,可能人们总来洗衣、牧鸭、弄水等缘故,才有了开阔平坦的滩地。据本家二爷讲,生金王的风水运势,就盛蓄在这湾里。小时候,我曾随母亲回村生活了一年多,常听二爷讲过去的故事,其中记忆最深的是生金王来历的传说。二爷说,他的曾祖父在村里是有名的大户人家,家里不仅田多,还养了九头水牛,仅长工就好几个,当时有“前瓦房,后大场(麦场);西边的田亩,东边的作坊”之说,可见二爷祖上家业的隆盛。有一天,家里放牛的长工发现,九头水牛每下到湾里便多出一头,开始还以为自己看花了眼,但連续多日无论怎么数,湾里水牛都是十头。于是,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在水牛下水前,给牛角都系上一根红布条,等九头牛全都进到湾里,便自会认出那第十头牛来。他端着那把看家护院的土枪,刚把水牛赶到水里,果然就发现了那头没系红布条的第十头水牛。他瞄准了它,“砰”的一声开枪了,却见那水牛腾空而起,拖着一道金光奔向了天空。只是在它腾空那一瞬间,在湾沿儿上排下了一大坨牛粪,但很快就变成了一块石头。后来,村妇们来到湾边,便以石头为凳,坐在上面洗衣服;孩子们则在石头上踩来跳去,尽情玩耍。日子依旧,一天天悄无声息地过去。直到有一天,村里来了一个“南蛮子”,他说这村可是块风水宝地,便将村子各处细细走遍。最后来到湾边时,眼前一亮,发现了那块石头,说:这不明明是一块金子吗,你们却并不识得。一边说,一边把那硕大的金疙瘩紧紧抱在了怀里。临走前,他在村口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生金王村。

二爷还讲,生金王的风水运势还在于它的布局架构上。村子前后各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大道,而村中又有两条南北走向的巷道,两横两纵,呈一“井”字,从高处俯视,它就像一个气派十足的官轿。传说自不可信,但生金王出了不少人才确是事实。我不知道在族谱中是否有几顶顶戴花翎,但听父亲讲,新中国成立后,做到厅局级以上干部的就不下七八人,像王祥贵后来做到县处级的,则更多。

当然,王庆元则是另一回事了。他的父辈家境还算殷实,从小受到良好教育,人又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后来自然就考取了大学,再后来就成长为国民政府中的一名官员。他不知是开会还是学习,济南解放时他正滞留于此。因为他只是一名专业文职官员,并无恶迹,所以,党的政策对他来说真的很宽松很优越:可以留下来,在新的人民政府里工作;也可以回老家原籍去务农,自食其力地去开始新的生活。也许他当时对党的政策理解不透,心存顾虑;也许他思想冥顽不化,仍对他的党国念念不忘;也许对宦海沉浮或政治烟云已身心疲惫,总之,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后者,成为一名地道的农民。他的岁数比我父亲要年长许多,但论辈分,他却称父亲为“寺(四)叔”,且未出五服,还算很近(父亲共兄弟四人,老大乳名叫和尚,老二叫道士,老三叫僧,父亲是老四,叫寺。所以,称“寺”或“四”,都通)。因为他从小在外求学,成人后在外做事,很少回来,老家人与他之间,都已陌生,更谈不上多少感情,当然也没什么恩怨。可他的政治背景,则是一个沉重的十字架压在背上,让他始终直不起腰杆,总是低着头走路。但他与我父亲却很合得来,好像只有在他这位寺叔面前,那颗郁结的心才得以舒展。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父亲在初级社当会计,后来又到高级社从事粮食管理工作,期间,一直得到王庆元的智力支持。父亲小时候上学只读完高小,文化不高,工作起来难免有力不从心的时候,但对王庆元来说,却实在算不得什么。父亲把他当成老师尊敬有加,而他也乐得帮助他这位年轻的寺叔,两人便成了忘年交。1959年,父亲支边临行前,王庆元对父亲说,你就要去东北了,也不知咱爷俩何时才能再见面,我也没什么像样的东西送你,倒是我的这枚手戳是象牙料子的,就送给你留个念想吧!

那场政治洪流汹涌而至时,王庆元的噩梦也就开始了。公社里时常把他召去,要他老实交代问题。从此,他整天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如果谁叫一声“王庆元”!他都会浑身一哆嗦,好像那根紧绷的神经被谁坚硬的手指猛地拨弄了一下。接下来就是一场场无休无止的批斗会,有时在公社里,有时在村子里,皮肉之苦是免不了的,身上常常青一块紫一块,肋条断了两根仍在接受批斗,各种精神上的羞辱对他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更是一种难以承受的折磨。他被批斗时,正是我在老家的那一年。只见他脖子上用一根细铁丝挂着一块木牌子,左手提一铜锣,右手挥一木槌,每敲一下,便要高呼一声:“打倒反革命王庆元!”其实,身后偶尔有几个孩子哄闹外,并无他人值守,就他一个人走东巷进西巷,一边敲,一边喊,从日出到日落。

他最终还是挺不过了,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投入了静静的湾里,把自己那一腔子愁怨和苦痛,渡了去。

1969年,我随母亲回到了农场。有一天,我偶然发现那枚手戳上的“王庆元印”四个字没了,就像王庆元的魂魄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这让我联想到箱柜里防蛀的臭球,不知不觉中就挥发了。臭球是有毒的,对人体有害,可致人病,但王庆元是否有毒我却说不清楚,即便有,那一湾清水也该给他消释殆尽了吧。再后来,那手戳上就出现了父亲的名字。我曾就此问过父亲,他说,反正王庆元也没了,留着没啥好处。其实,改刻了父亲的名字,也再没派上什么用场,因为戳子规格太大,反倒不实用。但从那以后,父亲再没把它磨来蹭去,可能他已确认,那些令人忐忑的历史痕迹,消磨得已经达到安全指数了吧。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已是农场中学的一名物理教师。忽然想起那枚手戳来,便带了实验室的放大镜,回到家里仔细观察起来,我想透过迷蒙苍茫的岁月,窥探一下深藏在父亲心里的那个秘密。但消失了的事物是无法放大的,上面的一行行文字,横竖撇捺,支离破碎,如刻在甲骨上的契文,已无从考辨。

直到今天,我都在揣测,手戳上到底刻的是一首风花雪月的古诗,还是几句有关人生的至理谶言,或者其他的什么?无从知晓。倒是那上面的刻画,崖危石兀,松老水瘦,若隐若现。也许是放大镜的光学作用,我看得模糊不清,也许这方寸江山原本就笼罩在一片云烟之中……

责任编辑:黄艳秋

美术插图:吴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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